关注：包容不同，人人都可解读《红楼梦》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俞晓红：
(资料图片)
包容不同，人人都可解读《红楼梦》
俞晓红（前排右2）在中国红楼梦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上。
人文学科研究
需要人生阅历和体验
记者：我们听到一个关于学术研究的刻板印象：过了多少多少岁，一定会走下坡路。您对自己下一步的学术规划，很令人振奋。
俞晓红：可能理科研究普遍跟年龄关系比较大。我听到数学系的老师说，数学研究到45岁之后就很难有巅峰的创造力了，创新的新锐度不够了。但是人文学科不一样，它恰好需要的就是人生的经历和体验。没有足够丰富的体验，往往体悟不出深刻的东西。
记者：您如何一直保持这种对学术的热情？
俞晓红：读书是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做学问也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让我做这些事情，我会觉得很茫然。除非是到了某一天，我眼睛看不见了，思考不动了，那我就不研究不写了吧。我20岁发表论文，当时就有陌生读者给我写信夸奖我写得好，我很受鼓励。
记者：《红楼梦》的精神营养在您的生活当中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反过来，您的生活经验又促进您对《红楼梦》有更加深度的解读。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研究《红楼梦》，不只是您的职业，还参与了您的生命。
俞晓红：你说得对。随着年岁增长，我的学术兴趣也会发生转移。现在我61岁了，后面我要做什么？我要给这个天地间留下什么？我希望是一个能经得起时间流逝的著述作品。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曹雪芹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红楼梦》？一定不会是十几岁，而是当他自己的人生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当他反思自己过去，他才会写。他才能把13岁的贾宝玉写得那么好。如果是13岁的曹雪芹来写同岁的贾宝玉，可能就会很肤浅，不会感动70多岁的蔡义江先生。
考据不能脱离文本
过度对应降低文学品格
记者：网络上，不少作家、学者讲解《红楼梦》的视频课程很受大众欢迎。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俞晓红：目前学术界对这种现象，存在着大概三种态度：一种是认为它不够学术性，有太多个人的解释，不准确；第二种，漠不关心；第三种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具体了解一下人家讲得如何。我算是第三种态度。解读《红楼梦》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人人都可以讲。而且我觉得，大家分工不同，有各自的领域和目标受众群。通过大众传媒平台讲《红楼梦》，尽管有些地方学术性欠强，但毕竟是在推广、传播。没必要去追究学术性高低，只要大部分准确就行了，小的一点点细节不要去纠结。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包容，甚至鼓励。
记者：《红楼梦》研究中存在一种“索隐”现象。有的人要在字里行间找背后的微言大义，认为小说里的某某角色是影射现实中某某人物的。对于这种解读，大众读者该怎么对待？
俞晓红：学文学的要守住一点：考据不能脱离文本。小说作为文学，它虽然有一定的生活原型，但它更是对生活原型的提炼和加工。如果过度一一对应，相当于把文学的品格降低了。当然，曹雪芹的确是用了一些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曹家败落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今天在索隐的时候，要把握好一个度。除非有历史资料印证才行，否则硬去套，就容易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一个想入非非的猜谜游戏。这在文学研究中是不可取的。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有它的历史根源。比如《左传》《史记》，因为是史家写的，有时候写帝王不便直说，就要用曲笔，用春秋笔法，于是后世解读就会出现从微言里寻找大义的思维方式。
审美需要距离
沉浸阅读但不能沉溺
记者：喜欢《红楼梦》的人很多，但有时候会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某个人说他发现“《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诸如此类的声音，您怎么看？
俞晓红：的确，经常有人把这些东西发给我。我说这都不需要看就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有点像“民科”，野路子。在一个大数据时代、自媒体的时代，一些人搞故弄玄虚的东西博眼球。学术研究不是封闭的，要鼓励创新，但是创新必须讲证据，用事实说话。比如王国维先生讲二重证据法，饶宗颐先生提出三重证据法，陈寅恪先生说孤证不立，都是强调证据的重要性。
记者：我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人读《红楼梦》，读得很投入、很热烈，但却容易陷入偏执、封闭的状态，听不进跟自己不同的意见。那么如何做到既能对《红楼梦》进行沉浸式阅读，又不迷失自我？
俞晓红：审美是需要距离的。沉浸式欣赏是没错，但沉浸之后还是要有出来的能力，出入自由。沉浸一旦过度，出不来，就成了沉溺。有时候，有些读者不知道把握审美的距离，不能足够理性地去看待文学形象，就会把自我投射到角色中，进行偶像化，或者神圣化，不允许别人说他喜欢角色的任何一句坏话。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度，喜欢文学也是一样。如果过了这个度，走上极端以后，有可能会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会损害身心健康。这值得警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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