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开始与流量共舞
上周，莫言携新作《鳄鱼》亮相江苏师范大学。谈起这部最新的剧本作品，莫言数次提到2019年他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时，在余华、苏童面前立下的愿望：自己要成为一名剧作家。对莫言转型的宏愿，两位老友报之以“笑”——这笑，是嘲笑，是鼓励，还是蒙娜丽莎般高深莫测的微笑？狡黠的莫言放任读者去遐想，每每激起台下会意的笑声和掌声。
在反复的抛梗与接梗之间，经典作家正大方地与流量共舞。或面对面亲切表达，或依托新媒体隔屏互动，在贩卖文学“花边”的同时，亦流露出自身的性情与文学的奥义。
“读书的好处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宽广”“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最好的小说散文，会给你一种突袭感，就是一个看似轻微的小细节，把你震了”……时下备受好评的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让文学在新媒体时代获得了一种生动亲切的敞开方式。用户进行碎片化的网上冲浪，不经意地与文学邂逅，收获了“忽似春风开百花”的心有所动、回味悠远。
(资料图片)
铺天盖地的抖音、微信、B站、小红书确立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姿态，也同时决定了作家很难摆脱媒介而生存。只要他仍追求对时代、社会的有效“嵌入”，就必须关注“怎么说”和“说什么”。
事实上，文学交流需要精心的设计，这一观点正在唤起共鸣。如今，文学节目、文学沙龙、读者见面会、作品分享会及研讨会遍地开花，打破了作家和读者间的隔阂，但也让读者生出“披沙沥金”之感。今年在第三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上，评论家谢有顺直言：一些文学工作者往往只懂得对学术共同体说话，而缺乏对公众“演讲”的能力。评论家汪政也认为，文学交流应做到精准和高质量，“交流的目的是什么，交流的对象是谁，如何在全民皆媒的时代里放大声量、呈现必要的尖锐度，如何深度地介入、诚挚地表达，决定了一场文学交流是‘看起来热热闹闹的’，还是有内在的丰盛性。”
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当我们追求文学“破圈”时，我们究竟在呼唤什么？
固然，文学“破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使命——“熏浸刺提”也好，“兴观群怨”也罢，或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更深层次上，文学的“破圈”要求改变文学的深层生态、推出更多的文学精品，重建文学的对话性、行动性。
必须看到，和少数几个经典作家的巨大流量形成对比的，是文学在更广阔范围中的某种边缘化和失语。一些新书新作仍会掀起浪花，却较难唤起在读者心灵层面的长久共鸣。当自媒体津津乐道于莫言、余华的“段子手”人设时，却很少言及，他们的作品本身为流量提供的“背书”。同样，当逝世12年的史铁生一次次在互联网上掀起怀念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史铁生“长红”“永生”的密码在于其作品的“生命维度”，在于他对一代代读者的恒久“养育”。这种与读者的深层对话性，使流量成为可能。
当作家开始与流量共舞，身为读者，如何应对？
余华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个细节：他在互联网上爆火之后，许多蜂拥来到读书会现场的读者，很多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而文学只有被阅读才能够真正获得生命。为文学“追星”固然不错，“观其文，想见其为人”无疑是更加可取的方式。
当作家开始与流量共舞，读者须找寻到文学在流量之外的东西。文学不是脱口秀，它拥有无法被流量涵盖的广袤部分、质密部分。超越于文学“萌化”的娱乐表象，一个富有媒介素养的读者，须发掘绚丽激涌的浪花之下，那些强劲深邃的文学潜流。
盘点今年几个文学“出圈”的事件，不妨问问：在流量、热点、新闻之外，我们收获了什么？
7月，米兰·昆德拉逝世，曹文轩的一篇评论告诉读者，杰出的作家如何发现和创造新的主题——从昆德拉创造的“轻与重”“媚俗”“抒情时代与叙事时代”等命题，我们得以管窥真正的“现代小说家”如何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高度地抽象。
8月，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公布，《中国新闻周刊》推送的“新闻眼”，是“刘亮程：我可以听懂风声”。作家先熟悉了村庄，熟悉了风沙和雨雪，然后才拾起了纸笔——从习焉不察的风声，到茅奖作品的黄钟大吕，我们借此感知生活与文学相结合的隐秘通道。
10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挪威剧作家约翰·福瑟的授奖词“为不可言说的事物发声”，再一次拓展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
……
当然，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未必需要多么精深。记得当年在大学课堂上，老师告诉我们，“也许多年以后，你们会忘记曾经读过的某部作品的情节，但你们永远不会忘记阅读它时的感觉”。感觉，正是审美接受的最基本、也最珍贵的维度。当感觉流淌时，生命的创痛被宣泄，人性的弱点被冲刷，有新的品格、质地强劲地生长。
最后，不妨追问一下：文学“破圈”后，抵达何方？
答案或许是，回到日常生活，与“人”相遇，成为我们理解生活、理解自身的方法。越是喧嚣纷纭、沧海横流，我们越是需要文学的陪伴和守护。从文学中，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宏阔进程，看到纷繁物事在人类心灵上的投影，也看到更好的自己借助文学悄然生长。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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