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重生》：关于世界奇书《洛丽塔》的29个故事
“从第一页开始，亨伯特就在接受审判；他犯下的罪行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陪审团。”
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有趣的书，是《洛丽塔》英文版出版商、大胆的明顿的女儿编的，叫《洛丽塔重生：再读二十世纪最骇丽小说的冒险》（Lolita in the Afterlife: On Beauty, Risk, and Reckoning with the Most Indelible and Shocking Novel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讲述了这本世界奇书背后的29个故事。该书英文版于2021年3月由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旗下Vintage出版集团出版，中文简体版由《成为波伏娃》的译者刘海平与英美文学专家秦贵兵翻译，并撰写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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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洛丽塔》被美国五大出版商拒绝，于是纳博科夫只得在法国出版，并且被收在“旅行者之友”的系列丛书里。不久，歌舞女郎罗斯玛丽在派对上把书推荐给了在美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出版商明顿。明顿几乎立即决定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纳博科夫要求合同中体现这样的条款：有朝一日明顿甘愿为这本书上法庭。果然，这本“冒犯”伦理的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同时也在大卖特卖，其销售速度和热度只有《乱世佳人》可以与之媲美。之后，《洛丽塔》获得了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更大的另一部分人的极致肯定，并最终进入美国流行文化，成为英语文学无可置疑的经典。
如今，在#MeToo运动席卷西方世界的当下，明顿的女儿珍妮·奎格利开始重新思索《洛丽塔》之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她发现，与七十年前相比，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现实与观念的冲突却从未消减，两性关系的问题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同时，她也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对《洛丽塔》的阅读感受会激烈对立，而且都言之成理。至于纳博科夫那充满诗意又饱胀情欲的写法，那在变态犯罪和极致深情间塑造人物的能力，更是让人不断重回关于小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需要从文学中获取道德准则吗？
于是她委托诸多知名作家、评论家、电影人等，从不同视角探讨今天应当如何阅读《洛丽塔》、如何看待洛丽塔、如何看待爱情、如何界定两性关系中的犯罪和挚爱，如何伸张女性权利……《洛丽塔重生》中的29篇文章是29个关于性别关系的故事，都是由《洛丽塔》激发的私人体验，这些体验伴随着文学作品的发酵生发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两性公共伦理思考，当然，这也是文学经典《洛丽塔》具有无限丰富性的魅力所在。
关于这本书，2021年3月21日奎格利在“文学史播客”(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Podcast)的采访中说道：“由于所有文章都关于同一本书，我担心它们显得太像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设置很有趣的话题，然后选择写这些题目的作者。”因此，《洛丽塔重生》跟《洛丽塔》一样，也是丰富的，它涵盖方方面面的话题和领域——1950年代美国“在路上”的公路文化；日本的“洛丽塔”亚文化；不同族裔的人对亨伯特的态度和洛丽塔的态度；律师视角、母亲视角、少女视角、中年男性视角；纳博科夫本人和妻子薇拉对《洛丽塔》的真实顾忌；库布里克在《洛丽塔》电影改编中的体验……《洛丽塔重生》的29个故事，不仅用丰富的细节展现了《洛丽塔》从出版、改编为电影，到进入流行文化的过程，也显示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读者在阅读这部危险骇丽的小说时的不同生命体验。
《洛丽塔》到底有没有价值？
纳博科夫为什么要写《洛丽塔》？
说起来这几乎是一个难解之谜。他本人没有恋童癖，他和薇拉婚姻幸福，作为俄国贵族，他经历了革命、一战、二战和几乎不间断地流亡。以他的天才，他似乎可以驾驭更“大”更“正面”的题材。他是杰出的教授、翻译家、批评家，审美品位不可谓不高，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选择写这样一部主题越界的作品？纳博科夫说：“《洛丽塔》是我与英语恋爱的记录。”或许，他只是想试验与挑战，想寻找自己的“理想读者”。
《洛丽塔》写作之初，纳博科夫便清楚这本书的风险，他极有可能被指有恋童癖倾向，也有可能因此失去康奈尔大学的教席。他也想放弃，但在妻子薇拉的鼓励与支持下才坚持写毕。《薇拉和洛》一篇向我们表明，薇拉才是最相信《洛丽塔》是最好的小说的人，她始终鼓励纳博科夫的“冒犯”，甚至几度阻止丈夫焚毁手稿。从1948年到1953年，纳博科夫写了整整六年，但美国五大出版商都拒绝出版这本书，还给出了言辞激烈的退稿信。无奈之下，薇拉想到联系外国的出版社，终于，《洛丽塔》在1955年由巴黎色情出版商奥林匹亚出版社（Olympia Press）出版。然而，法国、阿根廷、新西兰、南非和澳大利亚都禁止销售这本书，直到1958年，普特南公司的出版人明顿找到纳博科夫，才让这部奇书得以在美国出版，然而出版的理由只是他判断能“大卖”，而不是文学价值。
那么《洛丽塔》的文学价值到底在哪里？在29个故事里，有人说，《洛丽塔》可以让我们放弃传统中所有对对与错的担忧；说“最好的艺术带我们去我们不允许自己去到的地方”；说“恶魔也有人性的光辉”是该书的价值所在；说《洛丽塔》“令人销魂的美像毒气一样从书中散发出来，让哪怕最警惕的读者也感到无力抵抗”；说“我们被小说本身迷住，同时又被叙述者震惊”，这样的体验完全得益于纳博科夫那不世出的天才。
虽然纳博科夫绝不等同于《洛丽塔》中的“不可靠叙事者”亨伯特，也曾在采访中多次重申自己并非恋童癖者，但人们向来会混淆作家和他笔下的恶魔角色。所以，自从《洛丽塔》出版以后，纳博科夫就始终处在被声讨的风险中。在《巴黎评论》1967年的采访中，纳博科夫被问及《洛丽塔》时说：“我压根不管什么社会道德观，美国也好，其他任何地方也罢”，似乎精妙的技法和独特的风格与社会道德无关。然而，在距离首版近70年的当下，关于女性平权、未成年性侵犯、男性话语权力的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这部轰动流行文化、编入文学经典的骇丽小说。
文学是包容性极强的媒介，写作也是充满诱惑的，但作家到底有没有道德的义务？作家如何在美学试验和道德风险之间拿捏平衡？这或许是《洛丽塔》留给我们的永恒话题，也是《洛丽塔重生》试图探讨的问题之一。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阅读《洛丽塔》？
小说的叙事者亨伯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可靠叙事者”，他自恋、自我掩饰，将对12岁少女洛丽塔的囚禁和强奸伪饰成对她的爱，他夺走了一位12岁少女的真正的名字“多洛雷斯·黑兹”，取而代之以“洛丽塔”的昵称，于是多洛雷斯就在男性的话语暴力中沉默不语。在中国，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引起了社会关于性侵害与女性平权的广泛讨论。我们不禁思考，如果《洛丽塔》中沉默的多洛雷斯·黑兹能够为自己发声，她是否会是另一个“房思琪”？
在《洛丽塔重生》中的一篇文章中，新英格兰图书奖得主杰西卡·沙特克（Jessica Shattuck）以《洛丽塔》中的母亲夏洛特·黑兹的视角控诉，发出被噤声的她者的声音。另一篇中，谢莉尔·斯瑞德（Cheryl Strayed）则假想洛丽塔活到了2020年——她真正的名字是“多洛雷斯·黑兹·美耶斯（Dolores Haze Mayes）。85岁高龄的多洛雷斯说她要写信给专栏作家斯瑞德，讲述不同于亨伯特笔下的、属于“多洛雷斯”而非“洛丽塔”的故事——“因为我的故事不能假手他人”，“我不是由你编造的故事”，“我准备好说出我的故事，由我自己创造的故事”。
“我有胆量在#MeToo运动中出版《洛丽塔》吗？那么在推特上呢？我对推特感到恐惧（现在也是如此）。我的儿子们就快要上大学了，他们会怎么读《洛丽塔》？”在全书导论中，编者奎格利反思道。奎格利在内的几位作者警惕地关照了美国删除文化（cancel culture）问题，如果《洛丽塔》中包含当代价值所无法接受的情节，那么它是否还能够被出版？演员、编剧艾米莉·莫迪默（Emily Mortimer）也表达了对这样一部恋童癖男性的性忏悔是否可以在当今出版的担忧。对于这个问题，《洛丽塔重生》中的作者们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苏珊·崔（Susan Choi）批评《洛丽塔》以不朽的罗曼史之名颂扬和美化了虐待性的性别歧视文化。与此相对，艾米莉·莫提默则认为《洛丽塔》从一个恋童癖者、杀人犯与强奸者的眼睛来观察，强迫读者直面他的恶魔本性，应当是无懈可击的艺术经典。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则认为《洛丽塔》这部小说是一个双刃剑，它“既是真正伟大的天才之作，又是剧毒之物”，一方面具有最独特的文风、最扣人心弦的节奏、最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却让未成年女性身体被色情化变得十分正常。
在性别平权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重读《洛丽塔》？《洛丽塔重生》选取的29篇文章提供了多种解答，却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像编者奎格利所期望的那样，《洛丽塔重生》的选文体现出《洛丽塔》这部小说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从1955年到2021年，《洛丽塔》不断地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和争论，正如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言，“从第一页开始，亨伯特就在接受审判；他犯下的罪行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陪审团”。
《洛丽塔》风靡全球，关乎你我
作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从1958年G.P普特南公司出版以来，《洛丽塔》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洛丽塔》是文学经典，是亚文化的符号，也是一代美国青年人的必读书。1960年代以来，伴随着战后婴儿潮长大成人后的“青年风暴”，“洛丽塔”作为流行文化符号席卷了美国与日本。在性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上世纪60年代，《洛丽塔》突破性压抑的写作受到了青年人的欢迎，而在强调多元文化的当今，奎格利开始思考如何展示不同个体的生命经验与这部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的关系。
《洛丽塔重生》收录了来自诸多身份背景的作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并非纯粹学术性的评论，而是融汇了这些作家生活、成长、写作的亲身经历。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洛丽塔》被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年龄阅读，正如《洛丽塔重生》中一篇的作者作者所言：“13岁时，我在这个女孩的性觉醒中看到了自己。20岁时，我看到了恋童癖者的道德沦丧和他的灵魂里的深渊，对他有了某种谨慎的理解。30岁时，我已为人母，我在洛丽塔的妈妈身上看到了自己，可怜的被误解的夏洛特·黑兹，还有在小说中心的小姑娘身上的可怕经历产生的回响。但尽管如此，直到最近，我才正视自己参与其中的实质。”
维克多·拉瓦勒（Victor La Valle）的《色令智昏》从一名大学教授的角度，从《洛丽塔》中的主人公亨伯特的英俊联想到自己一门课上的学生特里（Terry），反思颜值是否可能让人们忽视他人易怒和敏感的性格；专栏作家伊恩·弗雷泽（Ian Frazier）讲述了《洛丽塔》与美国50年代公路旅行文化的记忆；以非母语写作的波斯尼亚裔作家、《黑客帝国：矩阵重启》《超感猎杀：第二季》的编剧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回忆通过学习《洛丽塔》的语言练习使用英语写作的经历；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讲述身为女性，从13岁的女孩到身为人母的生命历程中重读《洛丽塔》所感受到的不同体验；亚历山大·奇（Alexander Chee）回忆了自己少男时代被年长30岁的男性性侵，提醒我们洛丽塔不只是女性；斯隆·克罗斯利（Sloane Crosley）则探讨了《洛丽塔》与流行文化的关系……《洛丽塔重生》展现了关于《洛丽塔》这部作品众声喧哗的阅读体验。
正如书名所言，《洛丽塔重生》回应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作为20世纪最骇丽、最具有争议性的小说，《洛丽塔》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应当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部小说从出版至今不断收到的赞誉与非议？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如何与这部小说关联？在一代代读者将自身生命经验与小说内容交织时，《洛丽塔》这部小说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不断重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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