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一本《赴朝日记》，95后从“流水账”里读懂磅礴历史
7月2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正式开放。
(资料图)
本次展览展出馆内珍藏文物233件，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团圆》《赴朝日记》、林杉《上甘岭采访笔记》以及舒群、李蕤、黄谷柳的战地日记、家书……以此向英雄们致敬，向铭记英雄之名的作家们致敬。
张霁雯，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95后，“坐标”特展她参与了文案撰写。展览中每一段文字，由同事和她一起撰写、打磨，过了几十遍。也因为这次机会，她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些馆藏文物，与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产生更直接的联系。
看着70多年前的笔迹，张霁雯仿佛看到1951年到1953年，众多作家、艺术家跨过鸭绿江的场景。他们有的是战地记者，有的是赴朝慰问团成员，有的是中国文联赴朝创作组成员，他们到战场一线去，用文艺记录战地历史。
林杉《上甘岭采访笔记》（林杉家属提供）
在整理这些文献、梳理这些人的经历时，张霁雯发现，有的人三年里频繁前往战场，比如魏巍；有的人既参加过慰问团、又参加过创作组，比如黄谷柳；有的人为了收集素材，在慰问团、创作组之外又另行前往，比如巴金……
在他们留下的文字、图片中，鲜活的现场保存了下来，一种精神也保存了下来。
《赴朝日记》读后感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至今仍广为传唱。影片中，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电影《英雄儿女》（1964）剧照
1964年上映的这部影片，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这部小说是巴金入朝采访后，经过酝酿沉淀创作出来的。巴金曾告诉女儿李小林：他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英雄们的事迹使他感动，他集中概括了许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
巴金曾两次赴朝。1952年3月，中国文联赴朝创作组17人奔赴战场，49岁的巴金是组长；1953年8月，巴金第二次去朝鲜。前后分别在朝生活八个月、四个月，巴金在部队感受战斗生活，收集了很多素材。
展厅里展出巴金的日记。
张霁雯读过巴金小说，也看过电影《英雄儿女》，这次看到了巴金的《赴朝日记》。同事从库房里把《巴金日记》调出来，看到第一眼，张霁雯惊讶于日记的“小”：“它非常小，大概跟我的手掌一样大，黑色封皮一个小本子。每一页密密麻麻的，正反两面写满了小字。”笔迹是连笔，但给人一丝不苟的感觉，张霁雯能感受巴金其人，也能感受战地写作的氛围。
细读日记，张霁雯第二印象是“以小见大”。“这些文字非常朴素，一眼看去都是流水账”，但串起来看是磅礴的历史，中间也包含着作家对普通人，对朝鲜人民、对人民军和志愿军战士的关心。
朝鲜成川郡香枫山“志后”的“地屋子”。（何孔德绘）
日记中，1952年6月28日晚，下了一夜的雨，巴金冒雨去板门店附近某部。因地理环境和作战需求，志愿军的营地是“地屋子”，就是挖地洞，外面看很隐蔽，什么也看不见，里面是木板墙、有电灯。“地屋子”往往在山上，巴金徒步翻过一座山，到时浑身已湿透。
营部安排他住在三连炮排的防空洞，快十点时，巴金“睡前出洞，雨很大，开城的老百姓应该高兴了。我也高兴。”开城位于三八线附近，巴金两个月前曾在开城活动。在这样的雨夜，巴金想到的是开城的老百姓。
力量何处来
李蕤也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在朝期间，他不少行程都和巴金在一起。巴金日记里，常见“早上去李蕤处”“和李蕤同去某人处”这样的话。1952年6月，巴金、李蕤还遇到了来采访的魏巍，三人同时同住。
1952年夏，作家与63军战斗英雄合影，自左至右：刘光子、王永章、魏巍、郭恩志、李蕤、李满。（魏巍家属提供）
6月28日那天雨夜，李蕤、巴金、魏巍一起出发，李蕤病了半个月刚痊愈，魏巍主动帮他拿行李。李蕤在日记里记载：“先是魏巍一个人扛，我替他拿着些轻东西，后来我们找到一根棍子，两个人抬。山很高，路很陡，上头下着小雨，真是汗流浃背，但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当他到坑道的时候，我看到巴金同志的脊背，在散发着热气。”
这天晚上，巴金想到开城农民，李蕤的感受是：“雨声淅沥，炮声隆隆，隔一个山头，便是敌人，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6月29日早上，一觉醒来，李蕤看见自己鞋飘在水面上。防空洞灌水了。
简单吃了早饭后，他们去阵地上。因为小雨不断，巴金一路上眼镜不断被打湿，看不清路，摔了一跤，摔得“相当重”。巴金说，“不过我还有力量支持下去，站起来，就继续往前走。”到阵地上时已经成了泥人了。
在张霁雯印象中，作家每天都会面临各种挫折。作家们出发上路，经常在晚上，不容易被敌轰炸机发现。同样的道理，晚上上路汽车不能开灯，人也不能打手电。如此一来，走山路就常常摔。《团圆》中王芳出场时，“我”就刚摔了一跤，就是战地真实情况。
1952年3月28日，巴金与黄谷柳采访“万里号”驾驶员周光远，他原是112师文工队的通讯员，入朝一年变成熟练司机，安全行驶3万公里，没出过事故。（黄谷柳拍摄 黄茵提供）
坐车也会有事故。3月31日晚上他们去平壤，8点左右，车差点和对面来的大车相撞，翻沟了，好在人都没受伤。每天经历各种挫折，但有一种力量支撑他们走下去。
支撑的力量来自哪里？李蕤给妻子的信里写道：“到朝鲜战场后，才明确地觉察到志愿军不仅是我们的保护人，而且完全代表着新一代人的道德品质。这不必找什么英雄功臣，一个最平常的人身上也能看见。譬如，一个电话员，在炮火封锁中架电线，在困难的时候，为完成任务，就自动用自己的两手牵起电线，让电流从身上通过，完成一个重要的通话。”
《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赵先有烈士，坚守高地三天两夜后，敌人冲上阵地时，再三要求炮兵“向我阵地开炮”，与阵地共存亡。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从上甘岭到长津湖，从松骨峰到金刚川……
李蕤、巴金他们天天听说这样的事，天天与这样的人在一起，看惯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面对挫折会没有支撑的力量吗？离开战地之后，这些回忆都将在作家们的心中慢慢发酵，被融汇一起，写进文学作品里。
弯月与圆月
读过这些馆藏文献，写完展览的文案脚本，张霁雯还配合了展览现场的设计。
展厅里设计的上海巴金故居的书房。
展览第三单元“英雄儿女”，展出了巴金《团圆》和《赴朝日记》手稿，同时设计了两处场景，一是上海巴金故居的书房，二是“实景战地书房”。巴金书房顶上有一轮满月，战地书房的背景是一钩弯月。两个月亮的对应，是张霁雯的小构思。
1961年，巴金回国数年后，写出了中篇小说《团圆》。张霁雯想象，在平静的书房里，巴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当年，酝酿出这篇小说。此时，战争结束了，大家团圆了，中国向来以满月象征团圆，张霁雯就想到了“月亮”的创意。
展厅里的“实景战地书房”
为了呈现巴金在朝的写作环境，展厅设置了“实景战地书房”。漆黑的坑道、凌乱的岩石、破旧的的掩体沙袋，还放了一把饱经枪弹的军号和一支旧旧的钢笔，让观众可以实景感受战地写作的环境。
这样的布置和设计，从李蕤日记、书信获取了灵感：“只能像蛤蟆一样趴在地铺上写字”，“上午就趴在石片‘桌子’上写，没有集中构思，写了篇流水账式的东西”……
与书房的满月相对应，“实景战地书房”的背景是弯月。
在《赴朝日记》中，张霁雯发现巴金的日记语言十分平实，如“昨天很暖，今天相当冷，旧历十月十一，月色朦胧。”巴金没提是圆月还是弯月，但与《团圆》的满月相对，《赴朝日记》就对应弯月。
两个月亮一对比，多了一层意义：战争带给人的遗憾，我们呼唤和平，期待弯月后的圆月，期待分别后的团圆。
从文案到展厅，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张霁雯对志愿军战士、对赴朝作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夜深人静，面对文案，她觉得有一种“平静的震撼”，难以用言语表达。一张照片、一页手稿，某一处小地方，呆呆看着，有时候就突然热泪盈眶。
照片里的笑容
魏巍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几十年里不断有志愿军战士拜访他、铭记他。巴金等人也一样——第五单元“我同祖国在一起”展出了20余封信，是志愿军战士们写给黄谷柳的。
创作组成员赴朝的前一年，黄谷柳曾以《南方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过第一届赴朝慰问团。1951年、1952年前后两次赴朝，他用相机拍摄下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和场景。本次“坐标”特展，黄谷柳的外孙女黄茵女士提供了众多照片。黄谷柳的镜头下，有志愿军指战员，有创作组的文艺家，还有朝鲜人民……
让张霁雯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不太一样的照片。
黄谷柳，1952年10月6日，在烈士的临时坟地。（黄茵提供）
照片中是黄谷柳本人，怀抱着一只小猫。黄茵提供的释文说：“1952年10月6日，黄谷柳到烈士的临时坟地上凭吊，在281.2高地上，一只小猫从洞穴里窜出来晒太阳，黄谷柳把它轻轻抱起，请一位士兵给他拍下这张照片。”
张霁雯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她就知道，不需要多介绍烈士、猫，一瞬间就会受到深深的撼动。那只瘦瘦的小猫是战争另类的见证者，是战场上艰难生存的另一个生命，黄谷柳、烈士、猫、阳光，产生了非常温馨的化学效应。
黄谷柳是笑着的，他的镜头下也不缺笑容。1952年五一劳动节，开城举行运动会，黄谷柳镜头下，朝鲜妇女荡秋千，荡起二三层楼高；老大娘热情的跳着舞。
1952年5月1日，开城举行运动大会。黄谷柳日记里描述：“勇敢、活泼、热情、有毅力、乐观……”（黄谷柳摄，黄茵提供。）
巴金在日记里也有相似的观察，1952年3月，他“沿途看见朝鲜男女甚多，服装整齐，脸上带笑。”
1952年5月18日，黄谷柳回到开城，发现自己刚离开十日，花儿一下都开了，他拍下春花盛开的场景。晚上在日记里写：“春夏之交，百花竞放，自然界勃发的生命，给人一种永恒不倦、不断发展的真实感觉。”
展厅里的黄谷柳《赴朝日记》。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70年前，先辈留下这些文字、照片，留下他们清晰的时空轨迹，也留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留下了历史中一处闪亮的坐标。
来源：潮新闻 作者：宋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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