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
《吕氏春秋》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而琴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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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诱注,伯牙也是楚人,伯为其姓,牙为其名,故伯牙本姓“伯”。后人常讹称其为“俞伯牙”,实在让人觉得搞笑。据说,是一俞姓者在作传记时,让大乐师伯牙改姓为俞,自此便以讹传讹,伯牙成了“俞伯牙”。
据著名学者考证,伯牙或许是为楚灵王所杀的伯州犁家族的成员,初为晋人,后入楚籍,可谓“楚籍晋人”。由此,后世传说他是晋国大夫。伯牙曾学琴于成连,三岁学成,琴艺造诣精湛,荀子《劝学篇》赞之曰:“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相传,在一个中秋之夜,伯牙泛舟至汉阳江口,夜泊江岸。当晚雨过天晴,明月高悬,景色清新,伯牙抚琴抒怀,调寄高山流水。那叮咚悠扬、蕴含深远的琴声,引来樵夫钟子期(姓钟名期,后人通称钟子期)在一旁聆听。伯牙琴弦忽断,便猜想,定有知音之人偷听,环顾四周,见子期在岸,即邀其上船就座。伯牙复续弦抚琴,于是,有了《吕氏春秋》中的那段记载。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曲高和寡的伯牙巧遇知音,不胜欣喜,二人便以兄弟相称,相约来年中秋再会。一年过后,伯牙如约再访时,子期已不幸病故。伯牙痛失知音,面对一丘黄土,悲痛欲绝,便在子期墓前,抚琴祭奠,重弹《高山流水》,寄托哀思,曲终,遂将七弦琴摔碎,长歌当哭,吟诗一首:“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从此罢琴不弹。
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从此,人们以“高山流水”象征深厚友谊,把“知音”喻作知心朋友。
中国古人将“相知”分为三重境界:恩德相结,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谓之知心;同气相求,乃谓之知音。可见知音是相知的最高境界。
明代冯梦龙先生曾作旷世绝响《高山流水》:“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言念知音。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
后人为纪念此事,在伯牙、钟子期相会之处,筑馆其上,建成汉上琴台,又称古琴台、伯牙台,曾与黄鹤楼、晴川阁并称“汉上三大名胜”。其现址在汉阳月湖侧畔,三面环水,遥对龟山。始建于北宋,历代屡毁屡建。
钟氏家族中谙通音乐的也绝非钟子期一人。有学者认为,钟子期系楚国音乐世家钟仪、钟健之族人。钟仪曾受楚国之封,当过今郧县的行政长官。钟键系楚国乐伊,地位颇高。钟仪既懂音乐,还会打仗,在晋楚交兵时,他率军出战,当了俘虏。他居然用晋琴为晋景公奏出了楚曲,景公深受感动,放他回国,遂促进了晋楚相和。
楚人崇巫尚卜,把巫视作全智全能、预知吉凶、把握命运的智者。巫以神秘的面容参与政事,兼事行医。巫医驱病,又蒙上主宰生命的另一种神秘色彩。是故,楚人重祭祀尚卜巫,祭祀成泛,谓之“淫祀”。神秘祭祀与巫医驱病,便离不开音乐。巫的口中念念有词,亦歌亦舞,形成所谓“巫音”。巫音普及至民间,渐成楚人尚乐风俗。
当年楚国的郢都即音乐之城,楚王喜好音乐,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郢中“下里巴人”之歌唱,和者常达数千之众。可见当时音乐是相当民间化。
所以,武汉地区能演化出一个琴台胜迹,与楚人好乐之风密不可分。先秦之世,江汉地区的乐器,主要为钟与罄,也有竹、革制成的乐器。随州出土的大型编钟,是楚地音乐发展水平的见证。武汉江夏湖泗也曾出土过大、中、小青铜角钟三件,为西周器物。武汉附近的孝感,宋时就出土过楚钟。
清代著名书法家宋湘在古琴台的“题壁诗”曰:“噫嘻乎,伯牙之琴何以忽在商山之高,忽在流水之深?不传此曲愁人心!噫嘻乎,子期知音何以知在高山之高,知流水之深?古无文字直至今,是耶非耶?相逢在嘴,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其诗意潇洒,笔墨有致,传曾有仰慕者携食来赏,三日不去。
伯牙所奏“高山流水”古曲,则随历史的长河传承不息,原先只有一曲,唐朝时已分为两曲,据说早已流传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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