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迷恋「算命」？研究说：合理且有效！
策划、撰文 / 淼淼、Ivan
编辑 / KY主创们
【资料图】
这届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依靠玄学度日了。无论是去医院看病，还是考研考公，或是恋爱结婚，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不搞搞玄学都很难安心。
这届年轻人b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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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社交场合时，手上佩戴了一串这样的珠子，哪怕你完全不擅长社交，也能轻松和他人开启话题，畅聊玄学一整天。
图片来源于作者自拍
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寺庙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其中90后、00后占比接近50%。烧香拜佛早已不是只属于中老年人的爱好了。
就连身边的同事都在问我，“周末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普陀山烧香？”说完就要把我拉进一个名叫“佛前跪了几千年”的微信群。
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位同事就开始分享她搞玄学的见闻，说现在求姻缘的基本无人问津，大家都在财神殿长跪不起。还给我分享一张照片，说如果我要求财，这么干会比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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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笑不得，问ta们怎么“堂堂”学心理学的，开始搞起了封建迷信那一套，这也太不科学了吧。Ta们七嘴八舌地说不会呀，其实玄学的涵义比我们想的要更丰富，不信你去查查。
于是我将信将疑地去查了文献，才发现确实是我对算命这件事的理解肤浅了。算命其实和科学思想并不矛盾，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看完之后我大受震撼，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吧！
迷信能帮助我们缓解焦虑
有时迷信可以起到舒缓作用，减轻人们对未知事物的焦虑，让人们有一种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Sandoiu, 2019）。这也可能是迷信能流传这么久的原因——人们把它们代代相传。
发表在《国际心理学与行为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Mandal, 2018）说，“迷信的根源在于我们人类的年轻时代，那时我们的祖先还不能理解自然世界的力量和变幻无常。我们祖先的生存常常受到捕食或其他自然力量的威胁。”
因此，迷信演化成了“一种可以控制外部环境的积极的虚假信念”，从而减少焦虑。这也是为什么迷信“在缺乏信心、不安全、恐惧和威胁的情况下盛行”。
通过减轻焦虑，
迷信可能客观上提高表现
Stuart Vyse解释道：“有证据表明， 积极的、能带来好运的迷信能带来心理上的好处，从而提高表现水平 （Sandoiu, 2019）。 ”
事实上，一项关于“高尔夫球、运动敏捷性、记忆力和字谜游戏”的研究发现（Damisch et al., 2010），做出手势，比如保持手指交叉，或者说一些话，比如“祝你好运”，都能提高参与者的表现。
这是因为，无论是手势还是祝福的话语，都增强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任务的自信心，从而提高ta们的表现。迷信帮助ta们做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Foxman说，这类似于一种 积极的安慰剂效应——如果你认为某样东西对你有帮助，它可能就会起作用，因为信仰有着巨大的力量 （Albert, 2004）。如果结果纯粹是运气的问题，信念没有任何影响，然而，当你的表现是结果如何的关键因素时，迷信的想法可能会给你带来额外的推动。
便宜的迷信比昂贵的代价
要来得好
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件「连锁信」事件，一名记者收到了一封信，信里要求他把这封信的内容发给五个人，不这么做的话就会给他带来厄运。虽然他将信将疑但也照做了。惊人的是，这么做的人不只他一个，很多记者也做出了同样的行为。
Vyse指出，这看似荒谬但却是合理的。Vyse说：“一旦你知道了迷信的存在，人们就不想冒险不去使用它。”因为与潜在的消极结果（比如不遵循就可能破财、不能上岸等等）相比，遵守迷信的成本非常低，比如上一炷香、求个签等等（Sandoiu, 2019）。
但这么做了却可能帮你规避潜在的巨大风险，或者帮你求获渴求已久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迷信一点，是更理性的决策（Abbott & Sherratt, 2011）。
在哲学上也有一个经典的论证，「帕斯卡尔的赌注」（Pascal"s Wager）。迷信这回事，也遵循着帕斯卡尔的论证方式：理性的个人应该相信迷信的存在。因为如果迷信，而迷信不奏效，人蒙受的损失不大；而如果不迷信，但迷信奏效，人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迷信能帮助我们
应对不确定性，
带来更多的控制感
想要更多的控制感或确定性是大多数迷信背后的驱动力。我们倾向于寻找某种规则，或者对事情发生的原因的解释。 Vyse认为，“有时候，创造一个虚假的确定性总比完全没有确定性好（Albert, 2004）。”
（对生活有控制感对于我们很重要，公众号主页回复“掌控”，养成掌控生活的习惯。）
“人们相信迷信是为了恢复对世界的预测和控制，”心理学副教授Don Saucier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让人不舒服，而迷信行为可以让人们对未来感觉好一点。”
在经济危机和社会不稳定时期，特别是战争和冲突时期，情况尤其如此。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观察到， 在1918年至1940年间，德国的经济威胁指标与迷信指标呈直接相关（Padgett & Jorgenson, 1982）。
“迷信思想可能会产生真正的心理影响，”Vyse说。例如，如果你以前穿着某一件衬衫时表现出色，意味着穿它有助于缓解焦虑和促进积极的情绪，那么再穿这件衬衫可能是明智的。
但是迷信也有可能导致
过度自信
研究发现，迷信有时候会让人变得过度自信，对自己的判断的信心远远大于了自己的实际表现。
De Paola等人（2014）在考试期间将意大利学生随机分配到编号座位上。结果显示，被分配到一个幸运数字的参与者，比那些被分配到一个坏数字的参与者更容易高估ta们在考试中的表现。
随后，研究者们在中国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激活与好运相关的迷信，比如在分发的问卷上印锦鲤，要求被试佩戴幸运符参与实验，或者在填写问卷前收到象征吉祥的“五色布“等等，都会让中国参与者们更“看好”自己的表现（Li, 2021）。
这是因为，这些迷信 很大程度提升了人们的自我效能感，增强了人们对自己表现能力的信心，然而这种信心有时会愈演愈烈，变成一种过度自信。
有一些人会更容易相信迷信
Keinan（2002）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高压力会增加迷信行为，尤其是对难以忍受不确定性的人来说，ta们比控制需求低的群体有更多的迷信行为。对于ta们来说，找到一个答案，获得一种“闭合感”（closure）极其重要，即便是诉诸并不那么可靠的玄学。
我们的控制点是来自外界的还是来自自身，也可能是影响我们是否迷信的一个因素。如果你的控制点来自自身，你会相信你能掌控一切，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相反， 如果你的控制点来自外界，则会认为生活不受自己控制。因此拥有外部控制点的人更有可能迷信， ta们大多是宿命论的追随者，有更低的自我效能感、更多的悲观主义倾向（Kuo, 2009）。
这一类人也更有可能去从事迷信活动，因为 这可以帮助ta们处理生活的感知不可控性（Irwin, 1994），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权力感」（Albert, 2004）。
除此以外，「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导向」的人，也更可能变得迷信。波士顿大学和杜兰大学的研究表明（Hamerman & Morewedge, 2015），我们的导向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当我们关注学习本身时，这时我们并不太会关心运气好坏。但当我们专注于外在目标时，比如在考试中取得高分，就会更倾向于投身迷信思维。
另外， 如果你的神经质水平更高，更容易感到焦虑，也会更容易从事迷信。Wiseman和Watt（2004）划分了两种迷信——积极迷信和消极迷信，前者是指做一些类似烧香拜佛等的仪式来“讨个吉利”“祈求好运”，而后者是指认为某些征兆、数字等是晦气的、会带来厄运。他们发现高神经质水平的人比低神经质水平的人更强烈地支持这两种迷信。
相信迷信这件事与高智商、
高受教育水平并不矛盾
一些人认为只有智商低的人才会迷信，但其实 智力与我们是否迷信没有多大关系。心理学家Vyse说，在聪明人云集的哈佛大学校园里，学生们也经常摩擦约翰·哈佛雕像的脚，以求好运 （Albert, 2004）。迷信也是校园、社区或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促使人们团结起来。
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也无法放弃这些迷信思维，反而更被吸引。尽管教育导致了更多的怀疑主义，但更多的教育往往会打开更多的社会机会，从而带来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Chiu, 2006; Giddens,1991），促使人们去接触玄学和术数。所以，受教育者也更容易投身于迷信行为。
| 那么，学习科学是否就意味着不会迷信呢？
研究发现不是这样的。人们对科学事实（scientific facts）的了解与参与算命活动呈正相关（Shein, 2014）。也就是说， 人们可以同时接受玄学和科学的并存。
心理学家认为，这可能是 认知多相症（cognitive polyphasia）的缘故，即人可以同时具有两套不同类型的思维来思考和看待问题。当我们在搞玄学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理性，我们只是在使用直觉驱动的思维方式罢了（Shein, 2014）。
最后我们想说， 算命虽然是一种有效的精神慰藉，但它也仅仅是一种慰藉。我们不要试图通过算命去解决问题，因为这会让算命承担了超出它所能承担的范畴。
当你真的感到生活不幸福或是对现实不满时，你可能需要算命，但你需要的一定比算命更多。比如额外的努力、改变当下的决心和毅力等等。
不过我们也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是把算命当成一种精神慰藉，我们无需去批判ta。一切事物，只要能对人们的生命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大家感受更好，它的存在都是合理和值得的。
点点「在看」，传递今日好运~
References：
Abbott, K. R., & Sherratt, T. N. (2011). The evolution of superstition through optimal us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imal Behaviour, 82 (1), 85-92.
Albert, S. (2004).The Psychology of Superstition.
Chiu, H-Y. (2006). Religion, Occultism, and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 Taipei, Taiwan: Laureate Book.
Damisch, L., Stoberock, B., & Mussweiler, T. (2010). Keep your fingers crossed! How superstition improves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7), 1014-1020.
De Paola, M., Gioia, F., & Scoppa, V. (2014). Overconfidence, omens and gender heterogeneity: Results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45 , 237–252.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merman, E.J. & Morewedge, C.K. (2015). Reliance on luck: Identifying which achievement goals elicit superstitious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 (3), 323–335.
Irwin, H. J. (1994). Paranormal belief and proneness to dissocia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75 (3), 1344-1346.
Keinan, G. (2002). The effects of stress and desire for control on superstitious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 102-108.
Kuo, C. (2009). A study of the consumption of Chinese online fortune telling servic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3), 288-306.
Li, H. (2021). Confidence charms: How superstition influences overconfidence bias in Han and the Qiang ethnic minority Chinese.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55 (5), 473-488.
Mandal, F. B. (2018). Superstitions: a culturally transmitted human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8 (4), 65-69.
Padgett, V. R., & Jorgenson, D. O. (1982). Superstition and economic threat: Germany, 1918-1940.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8 (4), 736-741.
Sandoiu, A. (2019). How do superstitions affect our psychology and well-being? MedicalNewsToday .
Shein, P. P., Li, Y. Y., & Huang, T. C. (2014).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fortune-tell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3 (7), 780-796.
Wiseman, R., & Watt, C. (2004). Measuring superstitious belief: Why lucky charms matt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7 (8), 1533-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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