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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凝望 | 社会科学报
艺术札记
【资料图】
但是在草原蛮族的眼中，“罗马人及其帝国”如同不再流行的城市女神，盛装之下尽是虚弱与滑稽。
原文 ：《他者的凝望》
作者 |中山大学 林英
图片 |网络
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世纪艺术展厅（Gallery of Medieval Art）中，有一件金杯格外引人瞩目，金杯上刻画了四位罗马女神的半身像，女神们头戴壁形冠，身着古风长袍，右手持着缀满花果的酒神杖，左手或举象征罗马文明的王权宝球，或摊开手掌。杯沿上的铭文告诉我们，这是象征着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塞浦路斯的城市女神提刻。在众多属于中世纪早期的，粗犷质朴的蛮族金银器中，金杯上古香古色的女神形象是那么与众不同，当我们凝望着她们，仿佛看见波提切利笔下的春之女神慢慢走在金戈铁马、血流成河的战场中，有种时空错乱的突兀与恍惚。这件金杯倍受以早期中世纪欧洲艺术为主题的大型展览的青睐，自1970年至2010年以来，它至少6次出现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美国的博物馆中，吸引了无数观众充满好奇心的目光。
早期欧洲中世纪史中一个响亮的名字
1917年，美国银行家摩根将64件金银器捐赠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它们都来自今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市近郊的Vrap村，日后这批捐赠以阿瓦尔宝藏（The Avar Treasure）的称呼闻名于世，金杯就是其中一员。
阿瓦尔人是早期欧洲中世纪史中一个响亮的名字。公元568年，阿瓦尔人移居到多瑙河中游地区，以喀尔巴仟盆地为中心建立了阿瓦尔汗国，在其全盛期，阿瓦尔人统治着居住于此的日耳曼部落、罗马行省居民、斯拉夫人等拥有不同语言，文化和经济结构的人群，汗国的统治持续了两个多世纪。阿瓦尔人与拜占庭帝国曾长期建立同盟，接受来自拜占庭皇帝的岁贡，汗国和西方的伦巴德人和法兰克王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最终于820年被查理曼大帝击败亡国。
阿瓦尔人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以军事立国，在战争中主要采用游牧民族的战术，擅长突袭和劫掠，以重装骑兵突破敌人的防线，他们将马镫、骑兵用长矛和反曲弓传入欧洲，推进了中世纪欧洲骑兵战术的发展。
阿瓦尔人一直维持着草原民族的传统信仰，即使在国家衰落后也没有转变为基督徒，因此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加洛林王朝的政治版图里，正如之前他们无法融入拜占庭人的东正教世界一样。坚持文化独立的代价使得阿瓦尔人面对来自两个方向的敌意，最终无法继续统治一个普遍基督教化的世界。
属于城市女神们的时代已然逝去
早在同时代人的记叙中，阿瓦尔人的宝藏就名闻遐迩。《查理曼大帝传》的作者艾因哈德曾写到，法兰克人将数不尽的阿瓦尔宝藏带回国，比他们之前从所有战争中获得的财富还要多，面对这些战利品，法兰克人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贫穷。可是，曾经如此富有和强大的阿瓦尔人为什么要收藏一件刻画罗马城市女神形象的拜占庭金杯呢？
城市女神又名提刻（tyche），是希腊罗马艺术中象征城市的拟人化形象，常以女性的面貌出现，如同今日象征法兰西共和国的女神或者象征自由的纽约自由女神。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开始，提刻的典型形象是坐在宝座之上，头戴象征城墙的壁形冠，脚下伏着代表城市附近河流的青年男子的形象。公元3世纪晚期，戴克里先建立了四帝共治的新政治体制，帝国同时由四位皇帝镇守，西部的米兰、科隆、特里尔，东部的尼科米底亚、色尔米乌姆都曾成为临时的首都。于是，在4-5世纪的政治宣传艺术中，我们常常看到几个代表当朝首都的城市女神在罗马女神的率领下走向皇帝，为他献上胜利的花环。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提刻开始并驾齐驱。
然而，属于城市女神们的时代即将逝去，公元384年，罗马元老叙马库斯向远在米兰的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递交请愿书，希望皇帝能够保留罗马元老院议会厅前的胜利女神祭坛。但是，坚定的基督教徒瓦伦提尼安拒绝了来自罗马的苦苦哀求，也向整个帝国宣告了他告别过去的决心：新的时代已经降临，胜利来自上帝与基督的赐予，古老的信仰和神像无法与新的基督教信仰共存，它们被统称为异教，是应该被新时代彻底清除的对象。在日益增长的基督教氛围中，在公元6至7世纪的政治图像里，我们已经无法再见到城市女神们的身影，整齐排列的女神们被基督和圣徒的头像所取代。
连信仰了基督教的蛮族人也不会愿意在弥撒的圣杯上看到异教的女神。在属于大保加利亚汗国（The Old Great Bulgaria，630-668)的创建者库布拉特可汗的Pereshchepina Treasure中，我们看到同样款式的金杯，但是上面没有城市女神的踪影。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座金杯的观者并非来自拜占庭帝国，也不来自各种信仰基督教的蛮族部落，它只能来自阿瓦尔人，那个从未皈依基督教的草原民族。
含有深刻的“反罗马”意味的作品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阿瓦尔人制作这个金杯时，的确参考了4-5世纪城市女神的服饰和仪仗，但是将四位女神的半身像整齐排列在金杯之上的构图却是典型的6-7世纪的风格。那么，阿瓦尔贵族为什么要用古典女神的形象替换男性圣徒，当他们在凝望着这件金杯时，他们想看到什么？
在阿瓦尔贵族墓葬中，墓主的性别不同，随葬的物品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别。男性随葬马匹、马具、重骑兵盔甲，包括马刀、匕首、箭簇和箭袋的全套武器，完整复原了阿瓦尔骑士的战斗形象。女性的随葬品则是另一番景象，女性的服装、生活用品和珠宝首饰中，包含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既有日耳曼和斯拉夫风格的物品，也有拜占庭风格的物品。阿瓦尔人对男女文化形象的区分很清晰，男性的形象象征着阿瓦尔人的草原民族传统和以武立国的国策。女性的服饰和用品则成为展示胜利和强大的舞台，在女性随葬品中出现的多种文化因素象征着阿瓦尔人征服世界，睥睨四方的气势。
男女有别的墓葬习俗不是阿瓦尔汗国强盛时代的发明，而是阿瓦尔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佛罗里达大学教授Florin Curta在分析希腊南部科林斯的流浪武士墓（wandering soilder grave，6世纪晚期-7世纪初）时，正是利用阿瓦尔人墓葬空间中特有的男女之别做出了创新性的解释。流浪武士墓是一座男女合葬墓，墓葬建筑属于本地的石垣墓，但是从随葬品可以断定男性墓主并非本地的希腊人，而是阿瓦尔人或者来自北方的突厥系部落的武士。女性墓主的腰带扣针属于所谓的斯拉夫扣针，他认为斯拉夫扣针并非指向斯拉夫人的迁移，而是指向了拥有男女有别墓葬习俗的阿瓦尔人，斯拉夫扣针的女性佩戴者嫁给了为拜占庭军队服役的阿瓦尔战士或者突厥系战士，佩戴着拥有异族风格扣针的腰带时，这些女性展示示了她们不同于本地居民的种族身份和社会地位——备受尊敬的，为帝国效力的蛮族将军及其家庭。
异国风情与女性的密切关联令我们理解了阿瓦尔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当女性穿戴上那些来自周边民族的服饰时，她们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从不同于男性武士的角度展示着丰富多彩的战利品，它们来自那些被迫向阿瓦尔人低头的国家和部落。尽管在拜占庭人的历史中，送给阿瓦尔人的黄金和珠宝被冠名为“礼物”，仿佛是帝国挥手之间的慷慨大度，但是，在阿瓦尔人中的眼中，这些物品的含义不言自明，它们是贡品，应该按照阿瓦尔人的方式展示出来。
当我们通过阿瓦尔之眼凝望着金杯上的城市女神形象，我们的观感也在逐渐靠近潘诺尼亚的可汗之地，而与君士坦丁堡的巍峨城墙拉开了距离。不错，这件金杯的确属于拜占庭器物的仿制品，但它不可能直接仿制于同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工坊作品，也不会有笃信基督教的拜占庭工匠敢于制作这样的器物，它来自可汗的金银作坊，是一个没有原型的仿制品，或者说其制作者参考了多个原型，有意张冠李戴，仿制者将不同时代的拜占庭元素糅合起来，形成了一件具有阿瓦尔文化内核的旧瓶新酒，创造出一种看似罗马，实则含有深刻的“反罗马”意味的作品。尽管在拜占庭文化中，阿瓦尔人只是众多蛮族中贪得无厌的一个部落，不值一提。但是在草原蛮族的眼中，“罗马人及其帝国”如同不再流行的城市女神，盛装之下尽是虚弱与滑稽。金杯上的异教女神们如同阿瓦尔女性的异域配饰，展示着可汗对于拜占庭财富的征服和获取，女神的形象是陪衬与证明，金杯背后的主人才是选择和展示这些女神图案的主导者。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846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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