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红颜｜尘封在历史影像中的中国女人们环球最资讯

来源：拍者 2023-03-08 17: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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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彼时红颜：19世纪中国女性影像收藏展》于下午3点08分在北京噫吁唏艺术馆开幕。

展上，展出了60张19世纪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老照片，这也是 历史上较早期被拍摄的中国女人们。

这些拍摄于摄影技术发展初期的照片，“‘虽然朴实单纯，却像素描或者彩绘肖像佳作，与晚近的照片比起来能产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响力，主要的原因是被拍者曝光时间很长，久久静止不动而凝聚出综合的表情。’曝光过程使得被拍摄者并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间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 在长时间的曝光过程里，他们仿佛进到影像里面定居了。” （本雅明在他的《摄影小史》中谈到摄影术发明早期的照片时，援引欧立柯的话）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些 “中国女人们”的重新面世，涉及了现当代艺术的所有话题，如性别、种族、身份、南北、看与被看、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这些照片以一场展览的方式到达我们面前，它不是一个问题的答索，而只是无数个问题的开始。

本期，小编将从影像的角度，对部分展出照片的人物姿态、身份、布景等内容进行分析。

照片

从照片的形制、格局和手法看上去，这些晚清女子的照片应该是出自照相馆摄影师之手。

检视这一时期出自照相馆的影像，会发现，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照相馆，多以在华外国商人及旅居者为拍摄对象，或受邀拍摄一些清廷官员、富商及彼时名人的肖像照片。

但同时外国人也会以“异邦”的猎奇视角，去看19世纪中国女性的发簪、耳饰、服饰和缠足。

中国女孩，1856，小伊利法特·布朗

女孩呈侧立姿势，展示出精美的头饰、耳饰和细致的服饰。《中国女孩》是依据小伊利法特.布朗（Eliphalet M. Brown Jr.)达盖尔银版照片制作的石版画，是最早有关中国女性摄影作品之一，入选《中国摄影史》和《摄影180年在中国》的封面。

小足妇人坐像，1870s，华芳照相馆

晚清裹脚女子的侧身照。女子右边展示裸露的小足，左边展示穿着三寸金莲鞋的样态。服饰光泽感强，座椅为典型西式风格，女子垫了坐垫，便于展示小足。

拍摄这种照片，一般是为了制作成明信片，到西方社会谋取利益。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也是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新中国成立后，缠足这一陋习被彻底废止。

华芳照相馆（Afong Studio)由黎芳在1859年开业，涉及的业务涵盖CDV、立体照片，橱柜照等，华芳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许多晚清重要视觉文本，是19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摄影师。

姿态

外国人为在华外国人拍摄一张人物肖像：会使用欧洲肖像绘画的传统样式——多四分之三侧面半身像，半侧立或者半侧坐姿势，目光多不直视镜头，影调整体深暗，面部立体感较强，高光处与整体影调对比明显。

中西两女子坐像，1870s，威廉·弗洛伊德

穿戴中国女性服饰的中外女子的合影照，两人半侧坐，服饰头饰均相同，手中均拿着扇子和手帕，目光均不直视镜头，构图对称，也是中西视觉审美的联合，这张图揭示着香港东西方文化交融。

威廉·普莱尔·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1834年生于英国，1865年前曾在上海、澳门照相馆任职，1866年迁至香港，任西尔维拉照相馆摄影师，1867年接手该馆后，开设为“辉来”照相馆，并自称为“东方规模最大的照相馆”。

而当他服务于一位华人顾客时，则会按照中国人的普遍喜好选择另一种他们易于接受的视觉样式， 全身照，正面坐姿或者立姿，顺光拍摄。这成为当时国人对一张自己肖像照片的基本要求，也成为照相馆拍摄国人肖像照的一条铁律。

福建茶女念亚彩，1867，博涛照相馆

茶女的正面全身照，目光直视镜头。手中拿着扇子，身旁的凳子作为拍摄道具。

照片是巴黎博涛照相馆（Bertall & Cie Paris）为1867年中国世博会部分参展人员所拍摄的名片照，茶女衣着服饰华丽，发簪、耳饰、手镯齐全。

博涛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绘画师、木刻师、石板印刷及插画师Vicomte Albert d’Arnoux的笔名，由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所起，1866年开始以博涛照相馆之名（Bertall & Cie) 从业。

在中国长期旅行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他的游记中曾有此记述：“中国人从不拍那种侧面或者四分之三侧面的照片。在他们看来，肖像应该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只有这样才会让整个面部形如满月。按照这种对称的传统和要求，中国人要把整个身体的轮廓完整地呈现出来。在脸上则要求尽可能地减少阴影，即使有一点儿，也要求对称。”

布景

照相馆经营者，还为前来拍摄的顾客提供一整套类型化的器物道具，以营造出一个契合被拍摄者性别、年龄、身份、地位以及希冀和想象的封闭空间。

执扇南方女子坐像，1890s

身着传统广式服装女子，面容姣好，神情庄重。人物两侧摆放鲜花和绿植，茶几、茶碗、痰盂、垫脚凳齐全，摆件为中式风格。照片中女性并未缠足。

一般来说，这样的晚清女性肖像，多为富贾官家的女眷。

小足女子坐像，1880s

照片中女子面容姣好、衣着华丽，背景布与摆设采用当时照相馆时尚的西洋风格，照片左下角有底片上刺写出圆孔状的“洪”字，疑为洪姓摄影师签名。

1892年初，上海《申报》刊登了悦来照相馆的一则广告：“本馆照相与众不同，因园景而得自然之气，博古琴书随意布置，兼备古装，仕女照式皆有，意义可取。”显然是要渲染出一种田园隐逸古香古色琴音知己诗书传家一派雅人深致的氛围，烘托和满足被拍摄者舍身此地的良好幻觉。

水仙与女子坐像，1870s，威廉·桑德斯

晚清海派小脚女子坐像，面容姣好、衣着华丽。在简朴的背景下，配以中国传统摆设，如水仙、盖碗茶具、香炉和痰盂等，多为富贾官家的女眷。

鲁迅先生说得直接，“他们所照的多是全身，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持书卷，或者大襟上挂一个很大的时表。”

身份

抛开这些繁琐的资料考索和图式分析，单纯地凝视着照片中这一个个具体的女性，她们矜持而又陌生的表情、姿势，以及打扮之后的装束。她们是谁？

我们看到了大量慈禧皇太后的照片：坐于龙椅之上威严端穆的全身肖像；率领一众嫔妃格格在花园里雪中探梅的照片；扮作普陀山观音大士并数位太监、格格一起扮演表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景，等等。

慈禧持扇肖像照，1903，裕勋龄

慈禧太后经典持扇坐像。手工上色，粘贴于题写有“圣母皇太后”和画有双龙的卡纸之上。应为洗印放大后用来赏赐给法国使臣的原版。

裕勋龄，随父亲清驻日、法公使三品卿衔裕庚出使欧洲期间习影。1903年回国后，在妹妹御前女官德龄和容龄的推荐下，进宫成为清宫首位御用摄影师，现存慈禧照片皆由其拍摄。

戴凤冠的诰命夫人坐像，1880s

照相馆拍摄的诰命夫人的肖像，身穿补服、佩戴朝珠，表明为朝廷“命妇”。照片中的家具、花瓶、盖碗茶具和痰盂等，尽显高贵，也为后人研究清末官制与服饰提供的珍贵视觉史料。

对于当时大多数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来说，受制于传统礼教的长期驯化与严密约束，她们在早期摄影中的出现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仅只是作为家庭一员出现在群照当中，依然难以自由独立地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容颜。

三女品茗图，1890s

三位女子穿着相同的服饰，面容姣好、风姿绰约、婀娜多姿、明眸窈窕的女子，围坐在精心摆设成中国传统厅堂的照相馆内，拍摄典型传统中国富裕家庭女眷的合影照。照片手书法文说明：“一位朝廷大员的三位妻子”。拍摄于广东。图片中可见左侧女子为小脚，右侧女子并未缠足。茶几、茶碗、水烟袋，右边女子伸手揭盖碗的动作，彰显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交中的重要属性。

如前所述，早期外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开始拍摄的内容，自有猎奇之心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有将这些图像作为异族景观商品化后外销欧美获取利益的诉求。

抚琵琶女子坐像，1900s

照片上的女子打扮时髦，展示当时东方女性的妩媚与柔美，拍摄于设置精美家具和摆设的照片馆。从抚琴女子袄裤的穿搭上已不再是宽袍大袖的风格，而是更加修身，更能体现女性身材曲线的汉装。照片中人物以单人出镜，应为晚清艺伎用于宣传的名片照。

女乐师，1870s，埃米尔·瑞斯菲尔德

四位乐师为广东南音的女艺人，穿着各不相同，手持乐器，桌上摆放着扇子，盆栽和钟表作为拍摄道具。

埃米尔·瑞斯菲尔德（Emil Riisfeldt），1872年至1874年在香港开办摄影室，留下作品不多但均质量上乘，为多家博物馆和图书馆所收藏。

五茶女合影，1873，格里菲斯

茶女多源于南方，拣茶多为女性承担。茶叶传入欧洲后，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茶叶制作工艺也成为摄影师拍摄的重要内容。

大卫·诺克斯·格里菲斯（David Kno× Griffith），英国商业摄影师，在中国从业长达 25 年，曾在威廉·桑德斯、华芳照相馆工作，1884 年在香港开设照相馆，为早期在华著名摄影师之一，也是拍摄中国茶的第一人。

《彼时红颜：19世纪中国女性影像收藏展》

3月8日下午3点08分

北京噫吁唏艺术馆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