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刘子超×李孟苏：简·莫里斯，一个奥兰多式的人物_环球观点
简·莫里斯（Jan Morris，1926-2020）是英国知名作家、记者，原名詹姆斯·莫里斯。1960年代，他离开媒体，成为自由撰稿人，行走世界，并开始从男性到女性的转变，最终在1972年完成变性手术。近日，中信出版集团推出了她的旅行写作代表作品《世界：20世纪的道别》和《欧洲五十年：破碎大陆的返航》，并邀请刘子超、李孟苏两位嘉宾就这两本书以及简·莫里斯进行了一次线上对谈。本次活动由编辑、书评人刘丹亭主持。
以下为本次线上对谈的部分内容整理。（说明：对于简·莫里斯的人称代称，以下统一为“她”，而不加区分变性前后。）
简·莫里斯
(资料图)
我心目中的莫里斯
刘丹亭：我们先从简·莫里斯这个人开始切入今天的话题。我觉得莫里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前半生她是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后半生变成了简·莫里斯（Jan Morris）。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奥兰多式的人物，跨越两性之间桥梁的一个人。能不能请两位老师先谈一谈对她的一个看法？
李孟苏：我特别同意丹亭说的，莫里斯是一个奥兰多式的人物，在前半生，她作为一个记者，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一个男子汉的形象，是一个特别不折不扣的男子汉。她结婚，生了四个孩子，在事业上的成就也非常大。作为一个记者，她有着让我特别羡慕的一个记者的职业高度，几乎20世纪中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她都是目睹者，而且她在做记者的时候，也完成得非常好。一旦她真正开始服用雌激素，做了变性手术了以后，她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也完成得非常好。在她的自传里，她写了很多成为一个女性以后，对性别关系，还有对性别角色的认识，对我们女性来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刘子超：从她的文字，我的确感觉到她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她的很多感觉并不是从一个单纯的男性视角或者女性视角出发，而是把两种视角非常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我经常感到，可能必须得是像她这样的性别认同，才会有如此敏锐的观察。
我记得看她讲自己变性的那本书时，她回忆自己童年时代对性别的困惑，还有一些跟性有关的回忆。有一次她跟一个男孩在学校后面玩，那个男孩把她推倒在草垛里。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女性，虽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十年，但她还能回忆起草垛所散发出的温暖而潮湿的味道。把这种味道写出来，很不容易。或许只有她这样的性别认同才能做到。
李孟苏：我想起她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说道，在做记者的时候，她目睹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叛乱，击落和地震，还有政治审判和外交纠纷，所以她本能地把世界上这些人民遭受到的种种苦难和欺诈，归咎于由男性主宰一切的状况，我想她的女性气质是与生俱来的。
刘子超：对，她好像说她自己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女孩。
李孟苏：而且她功成名就以后，也特别厌恶别人把她取得的成功归为男性气质的一部分。
刘子超：我觉得她非常勇敢，在变性前已经功成名就的一个作家，人到中年以后会选择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她那时候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变性以后，她跟妻子关系一直很好，两人一直相伴终老。只是从过去的夫妻关系变成了姐妹关系。
李孟苏：对，她们这种姐妹关系，还有变性之前的那种男女情爱、婚姻中的恩情，作为一个积淀、一个背景色，我每次看到都是非常感动的。
刘子超：好像也很难想象这种生活。
刘丹亭：是的，因为她变性的缘故，她和伴侣在1970年代的时候解决不了婚姻的法律问题，非常遗憾当时只能选择离婚，但是到后来，英国又允许这种同性伴侣结婚，所以她们又在2008年选择了复婚，携手走完一生。这非常近乎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婚姻或者关系。
李孟苏：在当今婚姻关系特别脆弱的社会，我觉得她们其实挺鼓舞人的。我看到她书里面写到她们在威尔士家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上选择了一个墓地，她早早把墓碑刻好了，上面写着“这是一对朋友的生命尽头”，我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非常感动，她真的是一个很古典主义的人。
刘子超：那个村子我去过，一个威尔士的小村庄，那时候她还在世，而我当时在牛津读书，周末的时候租了辆车，开到威尔士。她觉得这辈子最令她魂牵梦绕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河边上的小村子——拉纳斯蒂姆杜伊（Llanystumdwy），一个挺长的威尔士名字；另外一个就是的里雅斯特。她自己在文章里也写过，说生命的时钟抵达最后时刻的时候，她的灵魂仍不愿意离去，而是久久地徜徉在这两个让她毕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我也算在追随她的足迹，这两个地方我先后都去过。特别是威尔士的这个村庄，特别小，有一条小河穿过一座石桥，两边是石头房子，河水冲刷着桥底下的大卵石，从村子的一条路走到头大概只要五分钟时间。没有酒吧，没有商店，只有一个教堂，有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故居。房子门口会有铭牌，我当时很有冲动去找莫里斯家，去敲门看她在不在，但最终还是没有鼓起勇气。
大卫·劳合·乔治故居，现为威尔士国立写作中心（Photo: Jim Killock@Wikimedia Commons）
李孟苏：非常羡慕你能到她的村子里去。我从来没有去过威尔士，但她在《欧洲五十年》和《世界》这两本书里面，不止一次地提到她在威尔士的农舍。她这个房子以前很旧，屋子里面有非常高的横梁，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每个人都说这个房子像是一艘桅杆很高的帆船，她也跟每一个人说，每天都有鸟在不同的窗户上敲窗户，就好像想要进来。她说鸟自古以来就是死亡的象征，你听得到鸟敲窗户的声音吗？我看过很多她的专访，她跟每一个记者都说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我觉得她是一个预言式的作家。
莫里斯的创作生涯
刘丹亭：正好子超老师提到威尔士和的里雅斯特，两位老师也都提到，在她的书里面，她似乎总是给这两个地方留了一个位置，无论是在《欧洲五十年》里，还是另外一本《世界》里。尤其在《欧洲五十年》里，仿佛的里雅斯特就是一个主角，一个引领者。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一开始写到一个场景，在她二十岁，还是个军人的时候，她来到了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海滩上眺望。她看到的其实不是的里雅斯特，而是在这个城市背后隐约展现出身影的欧洲所有大都市——一个曾经非常繁荣的世界，一个类似于昨日的逝去的世界。我觉得这像是一个隐喻。就像是的里雅斯特之于欧洲，莫里斯也以这种个人式的经验带着我们游历世界，让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人背后，在这些看似零碎、看似破碎的经验之后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所以我想咱们也许可以由此进入她的创作，来谈一谈她的创作。
刘子超：创作其实蛮难谈的，她写的东西太多了，一辈子出了四五十本书，译成中文的现在也有了好几本，但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世界》，这本书是她五十年写作的一个结集。如果你还没看过简·莫里斯的东西，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读物，有点像《古文观止》，可以作为了解作家一生的入门书。从这本书开始，可以再去读其他的。
《世界》里讲到她写作的开端。1953年，她报道了英国登山队登顶珠峰的消息。当时在前往攀登珠峰之前，英国登山队在威尔士的一座山上做训练。我去过那座山，叫雪墩山（Snowdonia），它其实只有一千多米的海拔，但是比较险峻，而且经常覆盖着大雪，有点像珠峰最后一公里的感觉，所以英国登山队在那里模拟训练。山脚下有一个旅馆，她跟登山队一起住在那里。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旅馆餐厅的天花板上，其中就有詹姆斯·莫里斯——那时她还叫这个名字。这是她整个写作生涯的开端。她之后写了太多书，写过西班牙，写过大英帝国的历史，写过西班牙，写过的里雅斯特，写过牛津。
《牛津》是另外一本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写自己熟悉的城市或者国家其实很难。另一本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大英帝国的终曲》，这本书的气质有点哀伤。有意思的是，她在晚年写了两本书，一本是《香港》，另一本是《的里雅斯特》。在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晚年在思考什么。我觉得她在的里雅斯特和香港之间找到了某种关联。它们都曾经是帝国的出海口，都曾经是重商主义的城市，都曾经非常繁华。的里雅斯特因为奥匈帝国解体而变成了意大利的一部分。意大利的出海口太多了，像的里雅斯特旁边的威尼斯，于是它的光芒完全把的里雅斯特给盖住了。香港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感觉，它是太平洋上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背靠着中国内地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现在，有上海、有广州，香港作为特殊的港口城市、重商主义城市的特质就会慢慢失落，有点像的里雅斯特。所以她晚年花了这么多精力去写这两座城市，我觉得她意识到了两座城市的某种关联。
刘丹亭：我觉得子超老师说得特别精彩，因为在您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关联。现在请孟苏老师来谈谈。
李孟苏：我对简·莫里斯的写作特别感动的是，她用了很多的笔墨去写一些普通人。《欧洲五十年》是我写的序，所以我看这本书看得特别仔细，看了好几遍。她这本书里基本上都是在写普通人，她可能是想为历史做一些注脚，为普通人也在历史上留下一些声音。
在写作方面，简·莫里斯特别不愿意别人说她是一个旅行作家，她更愿意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作家或者是历史学家。她也确实写了三部头的《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刚才子超老师也说到了。三部曲的第一本署名詹姆斯，是她在男性性别的时候写的，第二本是她正在做变性手术期间写的，第三本就是以简为署名写的，这时候她成为了一个女性。她说，在变为女性以后，再回过头去看自己作为男性时所写的书，她并不认为自己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她认为她自己写史、写书，纯粹是出于一种知识或者是美学、艺术方面的角度，很少出于政治立场。
我后来特别理解她，是源于她说过一句话，她说，我们在采访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比如教皇或者某个君主、某个政治人物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给他的身高增加半英寸或者是一英寸，这是我们作为记者也好，作为历史学家也好，去书写历史时特别容易受到的一个诱惑。所以她竭力希望抹掉这一英寸或者半英寸，给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身高。她还认为，由于多了这一英寸或者半英寸，这个历史就不真实了。她希望能传递一个信息或者推倒一个信条，试图呈现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故事的两面。她说，我不想去试图歪曲任何东西，以达到某个目的。所以她写了很多的普通人。普通人在历史上，大都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人肉背景，或者说一个气氛组，这些普通人都会被扫到历史的尘埃中，但简·莫里斯愿意在她的书里为每一个普通人留下他们的声音，留下他们的一些事迹。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
刘丹亭：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里面看到一些像小速写肖像似的文字，比如她写道，她女儿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夫人，就跟她说特别想去跟老人搭话。而且类似这样的人物，在她的作品当中还不止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个巨大的世界或者一个时代背景当中，突然会出现一个精细的个体肖像，这种描画会让人有一些感动。
李孟苏：对，我记得她曾经说过，要写一个城市，第一个她要像E.M. 福斯特所说的那样，漫无目的、游手好闲地去逛；第二个体验就是要去找一些诗，从诗歌里去体会这个城市。这两个都给我特别深刻的感触，以至于我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去玩，也会像她这样去学习，去体会一个城市。
刘丹亭：真的很有意思。
李孟苏：她经常说，每去到一个地方，她最喜欢去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法庭，因为在法庭上，她能看到世间很多的人情，看到人性的东西。第二个特别愿意去市场和火车站，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她看东西的视角非常独特。
刘丹亭：是这样的，我觉得她本身有一些很奇特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她介入了很多世界上非常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人类第一次成功登顶珠峰，比如说审判纳粹的战犯。但似乎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她慢慢地从这种特别宏大的视角当中退了出来，回归到了一种可能更个体化，或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更印象主义式的描写。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种相似的感受？
李孟苏：我觉得这可能跟她的年龄也有关系。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她可能觉得人必须要承认你是开始要走下坡路了。她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采用了一种稍微静态的方式，在家里写各个城市的印象记。这可能是她对抗走下坡路的一个办法。
还有一点，这可能跟她的性别认识也有关系，因为这个时期正好是她越来越倾向于要作为一个女性，要去找到自己真正的性别身份的阶段。
《世界：20世纪的道别》&《欧洲五十年：破碎大陆的返航》，方军、吕静莲/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版
身份认同
刘丹亭：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读者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看法——尽管我不一定完全认同。她认为莫里斯在下定决心要去变性后，似乎写得更好了。我不能完全说事情是这样绝对的，但《世界》这本书似乎就给了我这样一种印象，我会觉得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她对父权的世界感到有一些失望，她甚至会感到有很多东西，比如她说她供职的一家报社像男性，另一家像女性，还有其他所有东西——政治、艺术等，她认为其中都有两性对立的隐喻，似乎她越来越对这种性别的冲突和对垒的状态感到疲惫，她有一点想从当中逃遁出去，以至于她可能慢慢辞掉了那些报社工作，回归到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写作状态。她开始给杂志社撰稿，可能用她的话来说，她写作其实是完全出于她的爱好，是她愿意用生命的热情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你们觉得她的性别转换在她后面的创作中对她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李孟苏：作为一个女性来讲，我看她前后的东西，并没有看出特别大的转变。我刚才也提到过，她说她写东西更多的是从艺术的角度入手，更多的是审美。这可能是因为她写的题材也比较中性，要是去写小说或者写戏剧，她可能也会表现出很理性化的倾向，但她写的是非虚构，我不认为她有特别强烈的女性视角。不过，还是能看得出，变为一个女性以后，她看待男女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是变了的。
她曾经说过，变成一个女人以后，如果她和一个男人一块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餐厅侍者就不会问她的意见；她去坐火车提个大行李，会有男人主动问她要不要帮忙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去加油的时候，加油站的工人会帮她倒车。她发现这个社会是默认女性低人一等的，或者女性是弱势的。变为女性以后，她会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她说，如果别人越是把我当成一个女人来对待，我就越发成了一个女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我都在适应这样的一个语境。别人默认我不会开倒车，或者我不会开瓶子，提不起沉重的行李，我也就觉得我自己不会了。而且她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不自觉地也会认为女人怯弱。她的原话说，她的怯弱就是她的力量，她的低人一等就是她的特权。莫里斯的这种思考，作为一个女人，我是非常警醒的。可能正是有了变性的经历，她才会有这样的认识，她也才会对女性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刘丹亭：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她的性别来说，她是一个非常激进、非常现代的一个人，但与此同时，在她谈及两性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她其实还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说，在《她他》里面，她也会流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比如“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就应该柔弱”。我记得她在一个地方谈到，她甚至为自我驯服感到有点享受。她说，她也会像有一些女性一样，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感叹还是做男人好。我觉得她这种心态很有趣，比起是一个革新者，她更像是一种对过去两性观念的一个承袭者。她并不会突破这个结构，而是在两性的结构当中来反思。
李孟苏：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有意思，她在这个范式内不愿意去突破，她在这个范式内去思考。这其实可能是一种英式的思维方式，比较保守；在保守的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更稳妥的、妥协式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说要去大破大立。
刘丹亭：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她这个人身上有一些非常典型的英国特质，甚至一种英国绅士身上的和谐，等等。
刘子超：我在看她的书的时候有一个思考，那就是怎么找到不同视角之间的平衡。像简·莫里斯，她显然是从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英国视角、帝国视角出发，去观察这个世界的。那我们应该从怎样的视角出发呢？或许能从简·莫里斯那里获得一些启发。
李孟苏：对，我特别佩服她在寻找身份认同上的能力。她曾经说过，更喜欢自己性格中柔软的一面，而不是坚硬的一面，而威尔士也更接近这种柔软。从离开报社，作为一个自由作家以后，她也开始了寻找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她说她要把自己从一个不列颠人变成一个威尔士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从男性转变为女性，所以她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她的性别认同能自洽，正好能重叠在一起。她的这种能力我其实是挺佩服的，用我们现在特别爱说的一个词就是自洽，这一点是挺牛的。
刘丹亭：是的，好像她特别善于兼容各种不同的身份，然后她也说过她可能既是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军人，又是一个创作者，等等。她身上融汇了各种身份的特质，她好像永远都是处于一个跨界中的状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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