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实时:《想》: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如何进行思考的?

来源:新京报 2023-02-07 15:08:08

《想:你想对了什么,想错了什么》,[英]尼基·海斯 著,姚瑞元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11月。


(资料图)

我们大部分思考过程是没有意识的

当我们说某人不能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时,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侮辱性表达。它的意思是,此人智力有限,他不得不非常努力地专注于其他人会自动完成的事情。

我们的大部分思考过程是无意识的,这样的思考过程鲜被我们注意到。当回应他人的问候时,我们常常使用的回复是:“我挺好,你呢?”在做出这样的回复时,我们不会思考自己到底说了什么。如果谁去逐字逐句地理解这样的回复,反而会让我们感到诧异。如果对方详细告知自身境况,用大量冗繁的细节来回应“你好吗”这样礼貌性的询问,那么我们会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然而,一般来说,大多数人能够理解这些话语字里行间要表达的意义——这只是一句友好的问候,而并非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全部病史。

同样,当我们在做出简单的决策和解决容易的问题时,或多或少会经历这种无意识的思考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影响我们正在做的其他事,这其实是我们处理大多数日常事务并做出日常决定采取的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将这一过程称为系统一思维模式(system 1 thinking)——一种无意识,不太费力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例如,我们可以在遛狗的过程中思考晚餐吃什么。同样,我们也可以一边对那个冲自己微笑的人心生好感,一边得出2+3=5的计算结果。

但是,如果别人在我们遛狗时出了一道很复杂的题,比如,让我们计算从现在到下一个2月29日还有多少天,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停下遛狗的脚步,专心致志地思考。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停止其他思维处理过程,集中注意力,卡尼曼将其称为系统二思维模式(system 2 thinking)。这是一种具有逻辑性的系统思维过程,需要我们全身心地投入。

《心灵奇旅》(2020)剧照。

卡尼曼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是系统一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非常直接,无须认知活动的过多参与。但这种思维模式一般经不起推敲,由于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过于习以为常,会掉入各种各样的陷阱和误区。

在系统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主要依赖三个方面形成思维:第一,基于习惯而非思考所做出的日常假设;第二,在幼年时从家庭成员及长辈那里习得的“共识”,我们全盘接受这些“共识”,从未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第三,关于是何原因造成的现状,以及事情因何会演变成这样的等问题所持有的共同社会表征。以上三个方面通常适用于日常对思维深入要求不高的情境。但是,当遇到真正需要我们清晰、准确地解决某事的情境时,这样的思维模式就失效了。在此情形下,我们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系统二思维模式的冲动性减弱,较之系统一思维模式也更为谨慎。这一思维过程会消耗更多的心理能量,因为我们并不是一有解决方案就马上采纳,而是会仔细研究问题,考虑需要做些什么,以及为了解决问题而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或者至少可以做出哪些尝试。当然,在系统二思维模式中,我们仍然会被归因偏差或心理定势左右。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中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当我们说系统二思维模式会消耗更多的心理能量时,这不是在开玩笑。事实上,它也会消耗很多的身体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时间专注于做某件事情后,会感到身体非常疲惫。但与此同时,你也会感到心情愉悦:人们出于消遣的目的会去玩填字游戏或数独游戏,这都是需要系统二思维模式参与的。作家、艺术家以及长期专注于某事的人们也经常表达他们从所做的工作中收获的满足感。思维训练如同身体训练一样,可以让人筋疲力尽,但同时也会让人感到非常惬意。

心理定势引导我们采取常用却又不适合的问题解决策略

我们每天的思维过程并不是随意的。即使很想尝试解决任何问题或者挑战一切难题,我们也不会单纯地那样去做。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支配,诸如过往的经验、对于情境的熟悉度、试图解决问题的最初动机,其中最为重要的也许就是在此过程中我们所怀有的期待。

我们对任何情境都抱有期待,而这些期待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我们不仅可以借此搞明白正在面临的问题,也可以准备好用特定的方式去思考解决途径。这种思维框架被称为心理定势(mental set)。在心理学家眼中,此时的英文单词“set”并非意味着一组事物或一连串想法。它在此处的含义与赛跑发令员下达的开赛指令相同,“各就位——预备——开始!”它代表着就位,集中注意力,然后以特定的方式准备开始行动(或思考)。

《心灵奇旅》(2020)剧照。

心理定势是一项强大的认知机制,影响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一般而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更有可能采取熟悉的策略,即相较于陌生的新策略,我们更有可能采取那些在之前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奏效的策略,即使新策略会更加有效,我们依然会这样选择。一项经典的实验研究展现了这种策略的选择过程:实验要求参与者仅仅使用三个不同容积的罐子,精确地测量出水量。实验一开始的几个问题是,实验参与者需要将水在大、中、小三个不同的容器间进行倾倒,只有经过一整套复杂的操作过程才能得出答案,而之后的问题则有更为容易的解决途径,但是参与者已经习惯了先前复杂的解决步骤,完全想不到使用简单的方法。因此,他们仍然用之前的方法解决后面的问题,而这些方法比实际需要的步骤复杂得多。

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心理定势研究还在后面。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在他们的经典研究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不起的例子,这项研究让我们知道了心理定势可以对认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在研究中,他们让被试观看一场篮球运动的录像,录像中一队队员身穿白色T恤,另一队队员身穿黑色T恤。被试需要在观看录像时数一下身穿白色T恤的团队成员一共传了多少次球,同时忽略身穿黑色T恤的团队成员的传球数。游戏进行得很快,被试必须集中注意力。在录像中,一个穿着大猩猩玩偶套装的女性径直走入画面,并停在正中间的位置,还像猩猩一样捶打自己的胸口,然后走出了画面。这只大猩猩清楚地呈现在录像画面中的时间长达约9秒。

每一个不带任何任务去观看录像的人都会说,这只乱入的大猩猩是整个录像中最令人难忘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但是当查布里斯和西蒙斯将短片呈现给数千名需要回答上述问题的被试后,有将近一半的人在计算传球数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大猩猩的出现。他们如此专注于正在观察的事物,以至于其他的一切都被剪裁到自身意识之外。事实上,当这些人第二次观看这段录像时,他们感到惊讶不已,其中一些人甚至坚称这不是他们之前看过的那段录像,他们坚信自己一开始观看的录像中确实没有那只大猩猩。这项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心理定势的威力,其威力可以强大到让我们对显而易见的事物视而不见。对于大猩猩实验的一项重复性研究使用了眼动追踪技术,该研究的结果显示,没有注意到大猩猩的被试和那些的确看到大猩猩的被试一样,在大猩猩出现时都花了同样的时间直视它,而前者只是没有觉察到信号出现而已。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无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心灵奇旅》(2020)剧照。

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对将遇到的事情做一些准备,我们形成了思维定势,准备好去应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心理定势引导我们采取常用却又不适合的问题解决策略。有时,这些心理定势会让我们无法注意到发生在眼前的事实。

启发法有助于人们减少认知负担,简化思维过程

你计算过自己每天要做多少个选择吗?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计算过。现代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如穿什么、买什么、看什么、吃什么、怎么去旅行等,需要选择的事项数不胜数。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呢?如果必须考虑一件事情的所有可选项,那么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脑容量去思考其他事情。因此,当必须做选择时,我们会使用一些快捷的方法或启发法,去简化思考过程,帮助我们快速做出决策。有时,我们会直接奔向那些最容易浮现在思维层面的选项。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就是这样的一类心理捷径。比如,如果你想叫外卖,你更有可能订购那些宣传广告在你的脑海中快速闪过的公司的产品,这或许是因为不久之前你看到这家公司的消息,或者是因为这家公司的产品有某些吸引人的特点,以至于你很自然地想起它。在思考过程中的可获得性,意味着选择它之后,你就不用再考虑其他替代选项。与其他启发法类似,可得性启发法会帮助你省去很多额外的脑力工作。

思维可得性并不只与宣传广告相关。它也许来自个人经验,如因为之前用过某个品牌的产品,所以我们只会关注这个特定品牌的计算机或手机产品。思维可得性也可能源自对结果的觉知。比如,你在某个集市上发现了一件东西,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份完美的礼物送给朋友,那么下一次再挑选礼物时,你还会倾向于在同一个集市上寻找。或者,某一款洗衣机给你的某个家庭成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么你在挑选洗衣机时可能就不会把这个品牌的产品列入考察范围。

可得性之所以产生作用是基于以下原则,即如果你想到了什么,那么你所想到的一定是重要的。这就意味着,可得性启发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我们的思考过程。比如,你去问一下,人们认为最常见的犯罪类型是什么,大多数人会说是谋杀犯罪。因为新闻报道和电视剧的影响,谋杀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犯罪类型,由此我们总是高估它实际发生的概率。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谋杀犯罪是相当少见的,只是因为它获得了广泛的宣传,就比其他犯罪类型具备了更多认知上的可获得性。也就是说,谋杀犯罪这种犯罪类型在思维层面更容易获得。如果要说出其他犯罪类型,我们要考虑的东西则会多得多。当然,如果我们最近有过相关经历,则另当别论。去问那些近来有被盗窃经历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对常见的犯罪类型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心灵奇旅》(2020)剧照。

由于没有真正思考过更好的解决方案,可得性启发法可能会令我们做出荒唐且不合时宜的决策。但有时候,这种启发法也帮了大忙。比如,当面对一个棘手或危险的难题时,可得性启发法会让我们想起某个人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从而为我们提供借鉴。在思考过程中,可得性启发法极具威力。当然,广告赞助商也深谙此理。在我们需要做出更为复杂的决策时,另一个可以用来节省脑力工作的启发法是满意度法则(satisficing principle)。基本上,满意度法则会让我们倾向于选择第一个能够满足最低要求的解决方案。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上学的交通问题,需要租房住。她有很多套备选房屋要看,但她一点儿也不喜欢不停地看房子的过程,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解决问题。因此,在没有查看所有备选项的情况下,我的朋友直接租下了她去看的第一套房子。不过,她很快就陷入深深的懊恼之中,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本可以用同样的租金租下更好的房子。这就是满意度法则,它省却了思维活动,却和很多启发法一样,并不总是带来最优的选择结果。

我们也会使用其他启发法。心理学家已经辨识了上百种思维启发法。比如,人们之所以会选中一些特定选项,是因为最近遇到过类似选择,觉得有联系。或者,人们会偏好一些像是特别为自己年龄设置的选项。还有现状偏见,这与摇滚乐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我们通常喜欢维持事物本来的样子,而不愿意做一些可能会带来改变的选择。启发法能把我们引入歧途,但有时又会为我们提供最适合的路径。所有启发法都有助于人们减少认知负担,简化思维过程。

原文作者/[英]尼基·海斯

摘编/安也

校对/王心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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