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研究有了新问题

来源:文旅中国 2023-02-05 12:12:22

▲ 严公贶墓志局部

苏东坡《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脍炙人口,其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其二,“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成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喜欢苏东坡的两首绝句,也经常书写,自然对诗作所言有所理解。诗中提及的“元和”“诚悬”指的就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当然,柳公权不仅是书法家、诗人,还是敢讲真话的谏议大夫兼知制诰。“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中的典故是最好的例证。唐穆宗与柳公权讨论书法用笔的问题,柳公权答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说者有意,听者有心,唐穆宗察觉柳公权是以书法用笔的道理对自己进行劝诫,因此不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柳公权在唐代中期的地位和影响于此可见。柳公权的书法,生命活力持久,艺术魅力无穷,从唐代到今天,依然左右着我们对书法的选择和判断。故此,今年年初,他71岁时所书的严公贶墓志出土,就成为引起书法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新闻。此墓志的历史背景、书写风格,与柳公权其他书法作品的比较,深深吸引着一些学者和专家。

严公贶墓志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凤林北路与文苑南路附近,墓志长76.7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墓志正面刻字42行,满行45字。资料显示,墓主是唐通义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唐中期名臣严震的儿子。严公贶的夫人是柳公权的堂妹,后人请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说得出口,柳公权也不会拒绝。然而,一块墓志的出土,牵扯着许多问题,一个是历史的真实,一个是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说,这个墓是不是严公贶的墓,墓志上的文与书,是不是出于柳公权的手笔?这些问题,需要专家回答。

围绕墓志,两个人是重点,一个是严公贶,一个是柳公权。严公贶是历史泥淖中的存在,与当代没有具体的关联。柳公权不一样,他既是当朝大臣,也是文化名流,一手清雅、渊深的字迹,镌刻在自唐至今的生命记忆之中,俨然成为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一部分,对历史过程和当今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颜筋柳骨说”。唐朝是楷书的鼎盛时期,名家、名作众多,艺术风格迥异,为后世所重,成为书法学习的典范。古今中国社会对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形成了文化共识,强调学习楷书要有颜真卿书法的筋性和柳公权书法的骨气,没有筋性的书法趋于呆板,没有骨气的书法流于媚俗,只有筋骨俱在,才是中国书法的价值体现。于是,在10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莘莘学子秉笔学书,深陷“颜筋柳骨”的矩矱。其次是“心正则笔正说”。柳公权对唐穆宗所言的“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是双关语,他明确表达了书法用笔的技术要领,即手腕与心灵的契合。从外观上看,写字是手腕的技术表达,是时间积累与笔法墨法的叠加。其实,这仅仅是写字的外在形式,如果写好字,需要内在精神动力的支持。何谓内在精神动力?这是“用笔在心”的哲学题旨。书法的物理性显而易见,书法的精神性却需要慢慢体会。用笔是指腕的事情,更是“心”的事情。“心”是复杂的代名词,它是德行、智慧、悟性、才能、知识的具体体现。于此我们就能理解柳公权对唐穆宗言及“心正则笔正”时,唐穆宗的愤懑。于是,颜筋柳骨的“骨”,就让我们有了多重题解。

苏东坡对柳公权其人其书的理解有文化高度。《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对亲朋所谈书法,其核心思想就是专攻一家,还要有耐心和恒心,最后以德行品格取胜。这是儒家的传统,对品质与品格有明确的规定。他推崇柳氏一门的书法传承,对柳公权的书法予以极高的评价。“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柳公权的书法在唐元和年间声誉日隆,他写字的捺脚颇具个性,人称“元和脚”。“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这是苏东坡开始对书法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写字固然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但是,不能把写字仅仅看成笔法的传承,其中还有其他奥妙。他又一次提及柳公权,点出他与唐穆宗的对话。《旧唐书·柳公权传》有记:“穆宗证僻,尝问柳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这条历史消息,告诉我们柳公权以形象的语言建议唐穆宗尊崇天意,用心执政。苏东坡则在柳公权与唐穆宗的一问一答中,看到人格的力量。忧患社稷天下,敢于讲真话的柳公权,他的书法也蕴藏着知识的力量、文化的内涵、艺术的魅力。

我常讲,熟知未必真知,对柳公权需要进行多重视角的观察,才能找到理解的路径和研究的走向。严公贶墓志的出土是一个契机,从这块唐代墓志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严公贶所处历史阶段的世俗交往,大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还能看到柳公权晚年的行文风格与书法特点。严公贶墓志上的楷书,有着柳公权书写的习惯特征,也有我们不常见到的个性特点。习惯特征是共性,个性特点是差异,后一点正是需要勠力思考的。不管怎么说,对严公贶墓志的深入解读,将是当代柳公权研究的一个新问题。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新闻传媒委员会委员)

2023年2月5日《中国文化报》

第3版刊发特别报道

柳公权研究有了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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