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热点评！回到故乡，亲密又抽离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
周郎顾曲（自由撰稿人）
全文42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
它是一个每年重复一遍的连续剧。想念、团聚、催婚、催生、争吵、逃离、想念。
公历之后还不算新年，农历春节到来之前，返乡路上，过年的味道才慢慢浓了起来。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是在年二十九回到故乡湛江的，这也是解除新冠防控的第一年。街上的人们还戴着口罩，东北腔的司机载我穿过幽暗的路途。透过车窗，我看到孩子们燃起了烟花，一个个爆竹在黑暗中惊响——也不知道本市有没有禁止燃放烟花，如果有，想来也实行不下去。天上是巨型雪花一样的烟火，紫灰色的沉重的天空被火花闪耀出红色，笼罩在阵痛气息中的小城，这时候也显露出喜气。
在如山如海的祝福中，人们期盼着这烟火能驱散黑暗，希望新年的喜庆，可以告别昨日的哀伤。旧日不可再追，往事长埋地下，然而有些人毕竟是看不到新的一年了。
故乡面积很大，但被称作“小地方”。相比起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的繁华，在高铁还未开通前，我需要乘坐白天大巴车到达的故乡是一座边陲城市。这种边陲的好处，是它不会一下子遭遇放开潮的影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遭遇奥密克戎时，它还有一个缓冲准备的时间。坏处是它被舆论和媒体关注的机会是很小的，在这里发生的死亡常常无声无息，不会在舆论引发多大讨论。
▲ 家乡小巷里的生活。©周郎顾曲
放开后，父母晚我一周感染奥密克戎。那两天，我叮嘱爸妈注意身体，给他们下单了一些基本药物和N95口罩。在我打电话后的第三天，母亲电话告诉我，父亲阳了。那是我给家里打电话最频繁的两周，在父亲打了两天吊针终于退烧和缓解喉咙疼痛后，母亲接着阳了，她在电话另一头咳嗽，说自己喉咙很难受。然后，二哥也阳了。在此之前，大哥已经阳过。相当于，新冠对我们家实现了大满贯。
我们一家是广东的普通家庭，除了我客居在上海，其他家人都在广州和湛江。照此推算，新冠估计已经席卷了岭南，普通家庭基本都要被新冠轮流感染一遍。在放开之后，我们可以说自己处于“后疫情年代”，然而大部分人又都在疫情之中，究竟是“后疫情”，还是“疫情中”？但显然，作为公共议题的新冠已经慢慢消退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属于“放开派”和“躺平派”，他们只是默默承受，从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世纪末金融海啸到如今，国家的转折照在他们身上，也成为他们命运的一道划痕。父辈是从动荡中生存下来的人，生命里有一股韧劲儿，但他们很乐观，不怎么倾诉苦难，他们只是承受着、活着，希望下一代好，这就是他们小小的心愿。
▲ 小巷里的咖啡馆。©周郎顾曲
学生时代，我的父母会在火车站出站口等待，这几年已经是我自己回去。这次回家，我格外留意父亲，他三年前得过鼻咽癌，鬼门关里出来。万幸的是，回来后我看到他身体健康。我父亲说话给人一种沉沉的感觉，但他发音又很大声，雷声隆隆的，不认识的人就以为他在生气。不过生病后，他说话就不那么有力气了，现在一天不说几句话也是有的，我们每次交流都说不了太多。
回家的路上，我在看《与父亲的奥德赛》。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博士丹尼尔·门德松的一部著作，他把自己给本科生开设的《奥德赛》研读课和与父亲的羁绊结合起来，一位年过五十的文学讲师，和一个81岁的数学家父亲。《与父亲的奥德赛》这本书写得真挚动人，但在阅读这本书时，我确信一件事，我的父亲不会和我展开这样的对话，在我生命的前二十五年里，我们实际上从没有展开过哪怕一场超过两个小时的聊天。
回到家中后，父亲悄悄告诉我，一个我其实都没有印象的亲戚死了。他本身就有基础疾病，感染新冠后引起并发症。父亲说，因为觉得死亡是个忌讳，他和母亲今年也不走亲戚了。虽然冬季放开的第一波感染潮已经退去，大部分人都从新冠中痊愈，但他们担心新的毒株，还是小心谨慎。
放开后，我父亲在家里都要戴口罩。我回到家，他们给我消毒，书包、外套、全身上下，我们两代人隔着口罩交流。
新冠确实改变了我们的过年方式，今年家人不走亲戚，不去农村老家贴对联，只是在家的门口贴，警惕意识比三年前武汉疫情时期更甚。在老家，感染潮最严重的时候，医院里每个床位都躺着人，医院面临资源挤兑，许多人决定居家休养，网上抢不到布洛芬，只能仰仗自我身体机能抗过去。社区不配药，街道也不管，自己真的成为自己健康的负责人，老人和孩子不能例外。
小城市缺乏全面透明的数据，感染潮里有多少人去世，只能听听官方通报。而城市在感染潮过后依旧是安宁祥和的景象，街道逐渐热闹了起来，海鲜市场上的人也在变多，买年货、吃海鲜的市民大有人在，如果不去细细深究，这座城跟疫情前确实没什么两样，只是人们还戴着的口罩，提醒有些事已经悄然改变。
回到家后，大部分事情其实都很平常，城市也是平常的，就好像这三年从没发生过，反而是大刀阔斧的海边度假村和餐馆建设，提醒着这座城市正处在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因为临近海南，近年来获得政策红利，湛江正在围绕旅游业提升城市建设。
回家后的一个观察，东北人和新疆人变多了。人真的是“在远方遇见附近”，东北人在海南和广东遇到东北人，我在东北根河的敖鲁古雅鹿园听见广东腔，南方人组团去大兴安岭、呼伦贝尔、阿勒泰旅游，东北人和新疆人老乡带老乡在南方扎根。
小时候我对故乡太熟悉了，所以想逃离，现在换一个角度看故乡，它是一个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交通枢纽，老家湛江就像一个小海南，因为距离太近，面貌相似，父母反而没怎么去过海南，因为你去旅游不太会去一个离你生活太近的地方。
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这里其实蛮适合自由职业者，它是连通广东、广西、云贵高原、海南岛的交通中转站。从这里到西南、珠三角、东南亚的交通费都较便宜，此地物价也不如大城市夸张，抗战时期陈寅恪就是经这里从香港逃离到西南大后方。
和旧年一样，度过大约三天的蜜月期后，我和父母的矛盾再次出现。这感觉也蛮有意思，前两天你还在庆幸爸妈身体健康，后两天他们就开始说教你了。
我对过年回家不抱有幻想。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每年重复一遍的连续剧。想念、团聚、催婚、催生、争吵、逃离、想念。如此循环，你明知道会重复，每年还是要经历一次连续剧。
我跟家人至今在观念上还有根本上的分歧，比如生育问题、职业选择。他们想要孩子，我觉得应该女方说了算，作为男的我在生育上没有发言权。他们觉得体制内的工作最稳定，我在体制外游荡，跟他们说我在报社上班。
回家，只是为了看望父母，见见老乡，如果能和中学同学踢上一场球，那就更好。仅此而已。矛盾是真实的，情感也是真实的，在异乡想念家人，和跟家人有难以和解的分歧，同时存在，这是血缘型家庭关系注定的，因为你没得选，爸妈也没得选，我们就是这样没得选地成为一家人。
在中国，我的家庭已经是幸运版本。虽然我们并没有大富大贵，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出身，如今他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小地方人，但他们相亲相爱过了一辈子，他们的子孙都没有先天性疾病，生活也不至于饥饿和流离失所，仅仅这些就已经是难得的幸运。有时候会在想，如果我是个女儿且生在一个父亲酗酒的家庭呢？如果我的性向不是异性恋，父母又是坚定的直人、不认同其他性别观念的呢？
春节返乡是一个幸存者偏差，一边是欢天喜地阖家团圆，一边是争吵不休渴望逃离。家，一个对于部分人来说是地狱、对于部分人来说是天堂的地方。你能说哪一方对，哪一方错吗？当你身处其中，你会发现哪怕要在父母那里撼动微毫的观念，都是如山如海的代价。因为那是他们前半生的生活经验，而你我不属于那一套经验。
前年过年跟女友视频，女友问：“返乡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感受？”我说：“虽然是例行的重复仪式，但一年还是要回去一次，毕竟是一年只能见一两次的亲人。”女友提醒我：“但也有很多人回家之后就不想再回去了。”我们设想了一下：我是家中的小儿子，大哥和父母替我遮风挡雨，免去了一些人情世故的困扰。但如果我是家中三十岁以上的“大哥”，单身、无房，且并非异性恋，那么返乡，很可能会是一次糟糕的确认彼此并非同类的回程。在重男轻女、观念保守的地区，这种体验会更为明显。
我把这种返乡的异质性体验，称为“返乡折叠”。它是一种根本的、无法弥合的差异，是岁月静好话语也无法掩饰的分歧，而它折射的，未尝不是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一个笼罩全社会的计划主义氛围的背景下，新一代个体自我觉醒、冲击传统观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但是，娜拉出走以后，通往的不是自由，而是如何生存在仍有一个强力意志统摄下的共同体的问题，是直接把自由意志全景式呈现，冒着社会性死亡的危险，还是夹缝中求生存，以变色龙或犬儒主义者的姿态虚与委蛇？年轻世代与家庭的周旋，何尝不是反映个体求存于社会的一面镜子？
面对这种分裂——基于“新一代已经没有共识”的多元化基本事实，力图求取一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公约数，就会像一个丁克族回家面对父母的责难一样，以和解之心，换来又一次溃败。
怎样的人不太会有返乡的困扰？是做出了主流认可选择的人。他的选择在他父母的认知里面，是属于多数人的。职业上，功成名就，或者至少是一个体面的（通常是体制内的）工作；婚姻上，已婚已育（等待日后儿孙绕膝——其实现代社会中儿孙都在身边已经基本不可能）或者至少在奔向婚姻的路上。但是如果在工作上，你选择了自由职业，在婚姻家庭上，你属于少数的那类，不论是LGBTQ或是选择了单身/丁克，你的父母又是一个非常主流和传统的人，比如在广东的潮汕、粤西地区，你又不慎泄露了自己的状态，那今年就不要想着过一个好年了。
这时候，主流之外的人群，如何弥合亲情与观念之间的缝隙？一种是谎言，一种是彻底的逃离，还有一种是暮年的和解。中国家庭的一个常态，就是如《喜宴》一样，把矛盾隐藏在温情脉脉的话语里。
所以对我来说，返乡是每年一次的情感链接，也是再一次丈量自己和故乡距离的过程。这使我想起《回归故里》中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一段话：“当我们离开家庭和以前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属于它们）许久之后‘重回’父母身边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我们新融入的世界，这种抽离感都会伴随我们。”
年初四的时候，我和一位朋友久别重逢，她出生于湛江，在深圳、北京、美国等地辗转。我说在北京和上海不会觉得是在故乡，你很明确知道自己是异乡人，但回到故乡，那种熟悉感里面也是伴随着陌生的，我们从来都是在此地和彼地之间，在一个记忆的废墟之上。
而所谓的故乡感，最后凝结在特定几个人的身上——在和高中同学重逢去踢球的时候，在推开门，确认父母平安无事，第二天继续聆听他们唠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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