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速讯：丘成桐谈《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
今天很高兴来讲讲关于我父亲遗稿出版的事情。我父亲丘镇英先生，从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香江书院——的教授。他花了很多功夫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他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重要的研究心得。原计划在1963年发表的，叫《中国哲学史》。但当时他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所以这书没有发表。但是他发表了一本书，叫《西洋哲学史》。当时的香港环境不好，所以这本书的发表并没有太多人晓得。到今天，已经过了六十年，很运气的，中信出版社花了很多功夫，将这本书重新编辑整理，花了不少的人力跟物力，将它安排好，编出一本很漂亮、很整齐的一本书出来。我父亲故去已经有六十年了，我身为后辈，这本书的出版让我感觉很兴奋，看到我父亲这么重要的想法能够印出来，给普罗大众看看当初他做研究的一些心得。
丘镇英 摄于汕头
生活艰难，始终不忘学问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父亲是很爱国的，他从前在厦门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政治经济学，也在日本学了很多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他通过日本的翻译，学了很多西方的哲学思想。很多海外的——无论是德国、法国、英国跟美国——重要的书籍，是通过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学习的。我父亲回国以后，主要的时间在抗战，因为他毕业的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他花了很多功夫在中国南部，宣传抗战的思想。抗战胜利之后，我父亲就在汕头住下来，管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发放救济的任务。我父亲很廉洁，他没拿过任何好处，但年终的奖金很多，因此家庭就比较好一点，也因此花很多时间研究哲学思想。
1949年，我刚出生。我们家就从汕头到了香港，我在香港长大，当时也很辛苦，因为我父亲在香港刚开始没有职业。从汕头带了一些积蓄过来，但是他不晓得怎么经营，刚开始开了一个农场，两年后，农场全部垮台，所以基本上将他从汕头带的钱全部用光了。所以我父亲就到香港几个重要的学院去上课来维持生活。因为我父亲不懂得讲英文，所以进不了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培养殖民地官员的大学，讲的都是英文，不能够接受任何不讲英文的老师。所以，当时在香港的很多有名的学者都没有办法到香港大学去做教授，包括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很多当时国内很出名的大学者，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到了香港过得都很辛苦，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父亲在当时的崇基书院、香江书院、联合书院都做过教授，但是当时的薪水很低，用小时来计算，教多少小时拿多少钱。所以在50年代初期，我们家过得很辛苦，靠我父亲那一点钱不够维持全家的生活，我母亲也帮忙维持一家十口的生活。我父母之外，我们全家有八个兄弟姊妹，那个年代我们过得很辛苦。父亲想尽办法维持我们八个兄弟姊妹的吃饭和上学，但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父亲还在不停地想，中国以后的走向，从哲学的观念来看，他认为中国孔孟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要从西方的观点来比较，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什么这么好。所以他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西方哲学。他从希腊人的哲学一路研究到了康德、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他最后的期望是能够找到东西方融合的思想，这是他的志愿。所以不单是欧洲的哲学思想，他也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到了中国以后它跟儒家思想的融合的种种情形。所以他花了不少功夫研究西方跟印度、跟中国三个哲学流派的相互交流、影响，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志愿——希望能通过三个哲学流派的研究出对中国、对世界文明都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他思考得很深，我们小时候看到父亲花很多功夫去看书、思考，也跟很多当时他的学生讨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每个礼拜总有两天以上，家里都会来一大批他的学生跟他讨论学问上的问题，无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还是印度的哲学，也讨论西方历史、中国古代历史、中国近代史，还有印度历史。这些讨论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家里很小，只有一个客厅，放了父亲的书桌，也给我们几兄弟念书，所以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会看到我父亲在写文章，有时候也跟他的学生讨论学问。所以我们一路念书，一路听他跟他的学生讨论哲学的思想。那时候我年纪很小，从十岁开始，一直到14岁我父亲去世为止，我父亲写成了《西洋哲学史》。当时他每个礼拜都会跟学生讨论哲学的问题，我虽然不懂，但是讲多了以后慢慢会进到我的脑海里面去。
丘镇英全家合影
父亲的学问对我影响很大
哲学是能看得比较远的学问，是所有学问的提纲，也能够考虑一些比较抽象的思维，而不是很具体的应用的问题。所以从小我虽然对哲学不懂，但很习惯这种想法，能够用抽象思维想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我也比较了解什么是人生的目标。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父母从来没有要求我去赚大钱、做生意，或者做大官，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是很重要。但是我父亲很期望我能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从他的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写《西洋哲学史》的时候，有两句话，最近被很多人引用，来自《文心雕龙•朱子篇》，讲人的一生时间有限，我们的身体总会腐化，但我们做的事要在死后能对后世产生影响。原句是：“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话是他人生的目标，“标心于万古之上”，就是要跟古代的哲学家有神交，懂得他们那些有深度的学问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够将它消化；“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是讲学问要能流传下去，成为对后世有用的学问。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对我影响很大。这是在我十多岁时候，父亲写文章所表达的一种重要的看法和人生的目标，所以我想做一些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不朽”。“送怀于千载之下”也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虽然我父亲并没有直接教导我哲学，但我也看了不少书，譬如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新原人》，也读唐君毅的书，对我讲其实是水过鸭背，就是看不懂。但是对我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父亲离开之后六十多年的今天，我还是能记得父亲当时对我的教导。
这几十年来，对真理的追求是我看得最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学好的学问，对学问的态度一定要严格，攀登学问的最高峰。至于其他的好处，名利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很想念我父亲当年对我的教训，尤其是过了几十年以后，我在学问上比从前进步了很大，也从科学的观念来学了一些哲学的思想，包括从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看法，都是一些哲学的思想，跟我父亲当年的一些看法，就是从希腊哲学家到康德，这些思想有一个比较，对我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
父亲、大哥、丘成桐与小妹 摄于沙田
我做学问的观念
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父亲写这本书是哲学史，不是单讲某一个年代的哲学，而是通盘地考虑哲学思潮的一个看法。融合古今中外的思想，一同来讨论哲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所以我做学问也是同样的，我觉得做学问不能单看一个小问题，就算是考虑一个大问题，也不能单看一个小角落。就算是很出名的学者，也不能这样，我觉得一个学问要包含万有，能够海纳百川。能够将所有学问好的地方都融合在一起，让它能够产生碰撞的火花，才能成为大学问。所以我从研究生时代，做学问，我看问题的时候，就受到我父亲影响很大，我父亲研究希腊的哲学，希腊哲学包含了很多学派，有七八个哲学家不同的看法，基本上，所有的看法他们都有一定的初始的观念，这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研究数学的时候，我研究几何问题，但除了几何以外，我还研究偏微分方程、物理……种种不同的学科，这些学科表面上看是不相关的学科。但事实上，深入地考虑的话，我觉得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从研究生开始我就觉得，我做几何不能单做几何这一方面，也要包括种种其他的学问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这五十多年来走得路就是将这些学科融合。在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成名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从几何走到微分方程，到分析的观念，将两个不同的学科融合，以后也跟数学物理融合在一起，一同解决很多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我做学问的看法，当然这种看法古人也有，但是，近代的发展是由我跟我的朋友带领完成的。现在，这个学科叫做几何分析，在数学界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丘镇英怀抱丘成桐
我一辈子很感激父亲
刚刚讲过，我父亲在的时候每周有两天，他的学生们会到家里来和他讨论学问，我父母会招待他们吃饭。受父亲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很喜欢邀请我的朋友或者学生到家里来一同讨论问题，所以我一辈子有很多朋友，他们对我来讲都很重要。从1973年开始，当时我博士后毕业才几年，我就开始带我第一个很好的学生Richard Schoen（孙理察），这个学生成为我一辈子的朋友，他跟我长期合作，到今天他已经是一个大数学家，拿了Wolf大奖。除了学生很多，我的朋友也很多，比如我的好朋友Leon Simon、Richard Hamilton、Karen Uhkenbeck、以及Simon Donaldson，这些都是科学院的院士，一代大师。年轻的时候并不晓得他们会做院士，由于他们当年的成就，以后都成为几何分析的大家。几何分析这个领域本身就产生了七八个科学院的院士，可见数学界对这门学科的重视。
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研究几何分析这个项目的时候，刚开始跟鄭绍远跟孙理察、Leon Simon做的时候，慢慢就多了好几个大数学家进来，一个是Karen Uhkenbeck，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数学家，还有Richard Hamilton，可以讲都是一代大师。我们在70年代创始这个学科的时候，融合了不同方面的学问进来，他们当中有些是在微分方程方面专业能力很强的，有些是几何专业、有些是数学物理，三个不同学科一同进来，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终于完成了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这些看法解决了一大批数学上重要的难题，到了1976年，解决了卡拉比猜想的时候，用了同样的走向，引起了全世界数学家的注意。对我来讲这些是很重要的，种种的做法，我要感谢父亲写这本书的时候，让我了解到学问的思想是不能够孤立在某一个地方，应当包容、合并，能够接纳不同的想法。最要紧的是走一个求真、求美的思想，而不是为了名利，为了种种其他理由做学问。我一辈子很感激父亲教我的这些道理，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为了名利做学问，是做不好学问的。求真、求美去做学问很舒服，但是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和不满。父亲的教导我始终没有忘记，在这个原则下做学问我是非常愉快的。
我父亲到临终都不得志，这本书他写得很好，有很多自己的创见，尤其关于东西文明的看法，到现在看都是很有创意的想法，很遗憾他当初英年早逝。父亲始终坚持自己，这一点让我很佩服。我想我比父亲幸运一些，我一辈子都在学习，从开始到现在，我向许多人学习，向年轻人学习，我也希望能带领年轻人共同前进。我看到父亲对年轻学生的培养，让我很佩服的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花了很多功夫培养这些年轻人。当时我们一家十口吃饭都不见得能维持，到后来解决了吃饭问题，小孩子的学费又成了问题。即便自己家里再困难，父亲也还是会拿出钱来帮助学生解决吃饭问题、支持学生学业上的进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忙有困难的学生，有时候甚至我母亲都不知道，这一点我是很感动的。现在这个时代，我比我父亲当年的能力大得多，但是我父亲在最穷苦的时候，还是会帮忙年轻的学生。
丘成桐在父亲曾就读的早稻田大学
中国的兴起要靠年轻人
所以我想，中国的兴起要靠年轻人，我也会尽量地帮忙年轻人。我不会让年轻人受苦，要让年轻人尽自己所能做好学问。中国才有前途，我父亲对中国的兴起看得很重要。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看法，书中从思想、从种种的观念来讲，与西方相比较，中国的兴起要走什么路。书中讲到中国传统思想，儒家的思想，有很多重要的想法，我父亲都看得很重要。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父亲在书中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儒家思想优胜的地方，他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看到东方文明的好处、缺点，也看到西方文明的缺点和好处。我们都希望看到东西方文明能够相互交融，这一点在我父亲写的一副对联里面有所体现，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门口写的：“崇高惟博雅”，崇高这个事情要博、雅，“无问东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要好好地学习。我在崇基书院念书三年，这两句话对我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每天走进校门，对联就对着我，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父亲写的对联。希望这样的包容性对年轻人，对国家的兴起产生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年轻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文明有深入的了解，我们不光要有经济、军事实力，还要有千年文明支撑。所以我今天讲的关于《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很高兴，希望大家都能够看一看，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建立起深厚的文明，带来我们国家千年的繁荣。
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整理自“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56期:父亲与我——谈《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
《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
丘镇英/著，丘成桐/编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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