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
杭州西湖有一座过溪亭，又称“二老亭”，典故出自苏轼去探访隐居龙井的辩才和尚的往事。辩才有“山门送客，至远不过虎溪”的规矩，但二人谈兴甚浓，辩才送苏轼时不知不觉过了虎溪，经旁人提醒才发现。二人不由大笑，写诗纪念此事。苏轼写下的回诗保留至今，就是《次辩才韵诗帖》。诗中感叹“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二老”的说法，听上去像是二人年齿相近。实际上，辩才比苏轼大了二十六岁，是名满吴越、持律甚严的高僧。苏轼对辩才称老师，很是尊敬。在《次辩才韵诗帖》中，他盛赞辩才超然物外，记述二人同游之乐，将辩才比作东晋时期志心净土、著书立说的慧远大师，而自己不如归隐田园的陶渊明，隐隐流露出人在官场已有惧意，而又未能下决心脱身的矛盾心情。
苏轼与辩才的结识，源于他和杭州的缘分。北宋年间，杭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都市经济发达，城中楼殿相望，佛寺众多。熙宁四年（1071），苏轼来到这里担任通判，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市长。然而此番任职并非朝廷重用，而是苏轼因为新旧党争被人诬告，为了避祸自请外放，其感慨可想而知。他与同僚关系不坏，却也无甚知交，还不得不按照地方官的考核要求，推行他一贯反对的新法，心境更加郁郁不乐。公务之暇流连山水、访谈名僧，成了他的精神慰藉之一。由此他认识了辩才，在杭州僧众之中交谊最深。
辩才俗家姓徐，生于1011年，十岁即出家。他勤学精进，二十五岁时受宋神宗赐紫衣袈裟和辩才法号，讲经说法颇受推崇，主持寺院严设纪律，香火鼎盛。
佛门净地，亦有是非。就在苏轼来杭的前几年，辩才遭诬告牵连下狱。他居之泰然，在狱期间还撰书传法，真可谓宠辱不惊。辩才少年成名，既有很好的佛学和文化素养，又曾卷入政治风波引发的危局，这些都与苏轼相近。佛法的思辨、文学的趣味、共同经历引发的共鸣，让苏轼与辩才十分投契。苏轼称赞辩才“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辩才还曾为苏轼病弱的次子祝祈。孩子此后逐渐康健，这让苏轼对辩才益发感念。
熙宁七年（1074），苏轼调离杭州，但他和辩才的情谊一直延续。他们不时通信，关心彼此境遇，直到元祐四年（1089），苏轼二度来到杭州任知州，与辩才重逢。《次辩才韵诗帖》就是在这时写就的。
此时的苏轼五十二岁，历经了乌台诗案、贬谪流离、幼子夭折、旧党分裂诬告等一系列坎坷，饱经沧桑。辩才已是将近八十岁的清癯老人，几度升沉后退隐清修。他与苏轼煮茶论道，赋诗闲话，并祝他“归庙堂，用慰天下忧”。
时光荏苒，世情冷暖，老朋友还是如此珍惜他的才能，熨帖着他的心灵。据历史学家考证，东晋高僧慧远和陶渊明的莫逆之交其实并无可靠史料支持。如此看来，苏轼和辩才的相知相契，比他笔下引用的典故要真切动人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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